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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崛起的中国如何与西方对话 西藏、圣火问题是阴谋反华还是中西误读？ 南方周末记者 邓瑾 肖华 63岁的贝德（JeffreyBader）自称是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刻来到中国。 中国正为在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西方所表现出来的把西藏和奥运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急切和强烈程度，以及看起来像是联合起来的“反华”游行，深感不安。如何在奥运开幕前弥合分歧，减少误解，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会说一点中文的贝德自称是“中国的朋友”。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任职的27年中，他长期负责对华相关事务。中国入世的时候，他是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同时，这些年来他一直和海外藏人保持联系。上周，贝德来到北京参加了几个讨论包括西藏事务在内的会议。 “中国和西方相互之间都有很多误解。”贝德说。他现在是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上周五在临回国前，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抗议是一种自由，但不明智，应受谴责 南方周末：作为一位同时和中国以及海外藏人都有很多联系的资深外交家，您怎么解读最近在西藏发生的事情以及随后西方的反应？ 贝德：我认为 另外，那次抗议活动也和经济发展有关。一些住在西藏的汉族人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他们和当地藏人存在着贫富差距。其实在一个地区，一个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与另一个人口较少但影响力却更大的民族之间关系紧张，这在世界各地都很常见，不单西藏独有。 这就是 而 至于西方的反应，比如奥运圣火在伦敦、巴黎传递时遭遇的抗议，在旧金山没像伦敦和巴黎那么乱，我的基本观点是，随着8月份奥运会的临近，一些对中国不满或持批评意见的组织，如海外的藏族人士、法轮功、环保组织、在最近缅甸事件中对中国政府不满的人等，他们知道在举行和奥运会相关的大型活动时会有许多国际媒体在场，他们于是把奥运会看作是提高曝光率、获得资金与关注的好机会。奥运会圣火传递时就是这样，他们组织了游行示威来吸引注意力。我认为这些游行示威很大一部分不是以“反华”为目的，而是每个组织都有他们各自的诉求。不过当把所有的这些事放在一起看时，似乎是反华大联盟。 我个人认为，在圣火传递中任何的干扰和破坏活动都是错误的，不合适的。人们想观看火炬传递，抗议活动不应该干扰火炬传递。发生在伦敦和巴黎的破坏火炬传递行为都应该受到谴责。在西方，我们有抗议的自由，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但是你有做某件事情的自由并不代表做这件事情就是明智的。我认为，人们有干扰圣火传递的自由，但这样做并不明智。 对话比对抗好得多 南方周末：正如您刚才所说，每个组织都希望借圣火传递获得关注，让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不过让很多海外华人感到愤怒的是，虽然当时他们也有很多人在场，表达对奥运会和中国的支持，但是他们的声音基本被西方媒体屏蔽了。这也就是为什么 贝德：首先我认为，这些抗议人群的数目不大，只是一小部分人。这些抗议的人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国家——比如美国有3亿人，而在旧金山示威的几千人并不能代表美国，只能代表那几千人。另外，美国人老是进行各种各样的游行抗议，如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关塔那摩基地美军虐待囚犯的行为等，美国人习惯了这些，而中国人则不太习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当你成长为一个大国的时候，你就要开始面对批评。所以，遭遇一些抗议活动并不是那么地不同寻常。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就像温家宝总理之前说过的，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是可能的，他呼吁达赖喇嘛要平息西藏的局势，支持奥运，至少是不破坏奥运，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达赖喇嘛很快在 我个人认为，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重启对话很有可能。如果双方开始对话，西方的抗议活动就会消失。对话有结果当然很重要，但即使没结果，但有进展，让大家看到是在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那人们就会平静下来。 同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如果看到北京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谈，他们会说，不错，是好的进展，我们应该尊重。 所以我认为无论从中国的长远利益还是短期利益考虑，北京都应该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重新对话。事实上，过去6年已经谈了6次，所以这并不是什么新想法。只不过是重启曾经停滞的对话。 对话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去年10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接受了美国国会金质奖章，这让中国感到很愤怒。 我想现在双方都应该后退一步，重新开始谈。很多年来我一直在和海外的藏族人士谈，以“中国的朋友”这样的身份。如果不是看到让达赖喇嘛重新回到对话中，共同商讨解决方案的做法对中国有利，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对中国有敌意的事我是不会去做的。我认为，让一个外人来告诉中国该怎么做是不合适的，所以我的工作就是鼓励对话，至于对话的内容，则不关我的事。 但如果你问我对“大藏区”的看法，我反对。 南方周末：您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见了不少中国官员，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您觉得北京和达赖喇嘛重新开始对话的可能性有多大？ 贝德：我在北京是参加了几个和西藏有关的会，在会上我也提到了希望重启对话。有的场合有官员做了详尽回复，有的场合有官员做了简短回复。他们回复的基本观点是：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对他们看到的“反华”行动，对在火炬传递中表现出来的把西藏和奥运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急切和强烈程度，感到不安；中国一直在鼓励海外藏人回到西藏，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且重申在合适的时机将会和达赖喇嘛的代表重新对话。 我认为对话很有可能。没人告诉我一定会，而且我知道现在对中国来说也很难，因为中国人对西藏暴乱以及西方的反应所燃起的愤怒还没有消失，但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务实的，他们明白问题之所在。 南方周末：（就在采访结束当天，中国有关部门表示近日将与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本报随即通过EMAIL进行了追问）您如何看待这一新进展？ 贝德：我认为北京决定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进行对话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进展。这会让美国有一个积极印象。但是比美国人是如何反应更为重要的是，对话是否会在弥合双方的分歧上有进展。 南方周末：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您认为在圣火传递过程中遭遇的干扰和破坏活动仍然是事关北京和达赖，而不是关于中国和西方？ 贝德：是，我基本同意这个观点。我个人认为抵制奥运会开幕式是错误的，我不支持这样做。顺便说句，达赖也支持奥运会，他没有鼓励其他国家领导人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我认为西藏不是奥运会的议题。政治领导人是否参加奥运会开幕式，这是一个政治决定。在做这个政治决定之前，领导人需要考虑一下与中国的总体关系，而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关系。我认为如果考虑与中国的全面关系，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是抵制，而是参加。同时，安静地鼓励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的代表谈。 只有更加开放，才能更好沟通 南方周末：让我们回到中西方关系这个问题。您是否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误读？如果有，那么中国对西方以及西方对中国的主要误读分别是什么? 贝德：双方有很多误读。我们这两个国家都是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她的人民倾向于以一种中国中心的视角看待世界。在他们看来，许多美国人生活在与美国之外的世界隔绝的地方，只会说一种语言，对美国之外的事情了解甚少。 我想许多中国人认为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与发展，或者说试图“遏制”中国。 而大多数美国人无法理解中国在过去30年中所取得的巨大飞越，以及在一个稳定环境下继续这一进程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同样，一些美国人担心，中国的崛起是以美国受损为代价，无论是经济还是安全领域。 至于什么是西方人对中国应该理解却未能理解的，这很难回答，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不同，有的很熟悉，非常了解中国，而大部分人并非如此。 我只希望西方人能更平和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几亿人而不是一个小部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在将更多的人引入中产阶级方面仍然面临着艰巨挑战；中国人既不是对美国怀有敌意，亦非对简单模仿美国人做事的方式抱有热情；中国诚心诚意地寻求融入一个和平的亚太区域，而不是要颠覆现状，把美国人踢出亚洲。 南方周末：在您看来，中国怎样才能与西方更好地沟通？ 贝德：答案是更为开放。即使是最有效的公关手段或者宣传语言也不能让质疑者们相信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有问题。 在对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战争中，美国花费许多努力试图更好地传播他们的立场与价值观。但在我看来，许多努力只是浪费时间与金钱。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并对政策做出清晰阐释，然后允许人们在完全有渠道从我们的体系中获得各种信息后得出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中国的路径应该与此类似。允许西方人尽可能多地看中国，与尽可能多的中国人交谈——包括官员与非官方人士。他们将会形成他们自己的印象，那些印象将会是积极的。我在组织美国人造访中国的时候，总是鼓励他们不仅只见官员，也应接触普通中国人——学者、记者、商人、环保主义者、科学家等等。凡是在中国有过这种经历的美国人几乎都坚定地倡导，中美应该建立良好关系。 南方周末：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创始人约翰��桑顿先生在几年前接受我采访时指出，他认为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您如何看中国的崛起及其影响？ 贝德：我同意他的判断。世界20%的人口从孤立与贫穷中走出来并走向全球领先与繁荣，这是21世纪最大的传奇——不仅仅是对中国人，对世界来说也同样如此。 随之而来的是好消息——全球财富增加、和平稳定的机会增加，但是也有许多艰难挑战——如何确保世界有足够的能源来满足一个扩张的中产阶级的需要，世界如何适应这种新崛起的力量，我们如何处理环境问题与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的贸易摩擦。 南方周末：您在演讲中提到，美国的商业团体是中美关系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时您也提到，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受到了影响，这个最坚定的支持团体也在分化。那么，随着中国的竞争能力不断加强，特别是在服务业的能力不断加强，而服务业占了美国GDP的70%多，这会不会意味着中美关系最大的支持阵营将进一步分化，中美关系将遭遇更多的曲折？ 贝德：我一直认为，中美经济更多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中国正在成长，但目前美国经济还是非常强大。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印度、巴基斯坦等别的国家进口，因此对中国设置进口障碍并不是关于经济利益的问题。但是一些特定的行业和制造商受到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威胁，这些特定的行业可能会想方设法设置贸易障碍，但是以美国商会等为代表的整个美国商业团体，他们认为与中国合作获得的好处大于所遭受的损失，所以他们的基本态度是支持与中国的贸易。 崛起的中国如何与西方对话 奥运圣火传递受干扰引发的战略反思 南方周末 : 贺军 陈功 ●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全球化要求中国的政治环境也要出现调整和改变 ●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 ●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懂得宣传，并不等于懂得信息，更不等于懂得信息战。实现宣传目的，只要会限制舆论就成了；但要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就还必须有组织，有活动，有人物 中国在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奥运会临近之时，以拉萨发生骚乱事件为导火索，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华浪潮——以CNN、BBC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量歪曲报道甚至是公开侮辱；一些中国过去“感觉”对华关系良好、对华经济利益密切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这次竟然成为攻击中国最强烈的国家；中国按照惯例在全世界传递奥运圣火的过程，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抗议和阻挠。 对于这场由西方国家掀起的反华浪潮，中国在国际上难以发出声音，实际情况是，即使发出声音也根本没有人愿意倾听。 明明被人冤屈和侮辱，明明黑白被颠倒，中国却无处申辩，在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背景下，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然而，事实是客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世界各国对华政策为什么会发展到现在这一步？今后中国在战略和政策上应该如何调整？都值得认真反思。 中国应该尽快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新框架 北京奥运会是此轮全球反华浪潮兴起的导火索，却不是问题的根源。应该意识到，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仍有如此强的“敌意”，这与中国的崛起有关。一个经济规模庞大的共产党国家，以存在很大差异的价值观体系、以西方完全不熟悉的方式逐渐崛起，这让西方国家存在深深的担忧。 胡锦涛主席2007年应邀访问英国时，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在国宴讲话中，含蓄而清晰地向胡锦涛表白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崛起为什么存有戒心。女王说：“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21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的新角色？” 这既是西方国家心中的疑惑，也是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现在所处的时代背景已经有了重大改变，全球化的大趋势构成为新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政治框架。 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 哈斯关于单极世界的判断暂且不论，但他的分析显示出美国精英政治阶层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正在深刻改变世界格局，即使是美国也必须适应这种大趋势的改变。问题很明显，时代背景已经出现了重大改变，全球化要求中国的政治环境也要出现种种的调整和改变。 调整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战略认识上的改变。中国必须在新的全球化框架之下来思考问题和制定相应的战略。 过去，中国主要是忙于经济建设，深度参与了全球化的经济层面，但对于全球化政治的新框架则缺乏认识。然而，全球化之下的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过去我们可以不理不睬的事情，今后不可能不理不睬，因为全球化进程导致全球政经利益格局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自立于全球化之外。 就此而言，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韬光养晦”战略实际已经与时代背景有了剧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只凭单方面的意愿制订战略，更不能推动战略的落实。显然，战略上的调整，势在必行。 在战略调整的基础上，中国在政策体系上应该因应全球政经新框架加以改变。在外交、对外贸易、市场开放、对外投资、金融改革、文化建设、意识形态、新闻自由、民主、人权、政府改革等多个领域，都要着眼于新的全球化背景来制订和出台相应的政策。 此外，中国还要在组织体系，尤其是在利益团体层面上，培养出一支亲中国的、有强大影响力的非政府精英政治力量（NGO）。未来这支力量将在应对类似奥运圣火传递之类的国际事件中，扮演非常关键的政策角色。 与西方的斗争应该限制在“精英政治”层面 “藏独”和西方国家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事件，已经激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绪。以反对西方偏见、反对“藏独”、反对抵制奥运为主旨，国内的普通群众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举行了大量自发的抗议活动。 但在这场中西方冲突之中，迄今为止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第一，这是一场中国政治精英与西方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西方，对中国的“示威”并未演化为民族主义推动的大众政治，而是有代表人物在发挥作用；第二，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基本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尚未到达经济层面，西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往来没有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西方精英政治高度排挤共产主义，这是很明显的。西方媒体从来都是精英政治手中的工具，因此它采取了羞辱的手段，通过对事实的视而不见来羞辱中国。他们在显示力量的同时告诉中国：必须做出政治环境的改变。在事件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国家这次的反华浪潮只是由少数人策动和参与的活动，只不过这少数人却具有极大的标志性的影响力。 遗憾的是，应对西方政治精英的这种冲击，中国的政治精英，在国际上基本上没能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他们已在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被彻底封闭。中国政府能够运用的政治工具，只有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利用群众的力量来与之对抗。但是，民族主义与西方精英政治不同，它具有两面性，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会从民族主义走向民粹主义，会从意识形态走向街头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不像西方国家，中国的政治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化，除了执政党主导的政治一极，大众参与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一极之外，中国缺少一个具有真正国际地位的精英政治、精英文化阶层。 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次中国与西方的冲突中，只有如成龙、陈冲这样极少数的华人文化精英，站出来批评西方的偏见，而以往中国国内风生水起、大得其利的所谓“文化界大腕”们，却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一场空前规模的文化时代考验面前，他们集体失语了。 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精英政治力量方面存在双重的不对等——中外精英政治阶层力量的不对等，中国国内精英政治阶层与普通大众力量的不对等，国内民族主义力量的发展缺乏平衡和引导，因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有可能威胁中国社会的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现在已经有了向街头政治演变的迹象。在合肥、青岛、武汉、北京等多个城市，以抵制法资企业家乐福为代表，为数不少的普通群众正在把民族主义之火，烧向经济层面。一旦这种局面失控，产生的负作用将会很大。 中国需要多极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如何体现？在非战争状态下，国家力量应该通过多极的影响力来实现。现在流行的“软实力”概念，就是由多极的影响力来体现的国家实力。这一点是中国尤其欠缺的，是需要决策层极为严肃地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从奥运圣火传递的情况看，中国花了大钱培养的那些专家完全失语，无法发挥作用。流行文化中的文化明星们，由于素质实在太差，除了成龙和陈冲鲜有的表态之外，其他人无论名气大小，基本都不知道此事与自己的关系，也不具备参与的文化素质。事实表明，中国没有美国著名演员李察��基尔这样参与政治的文艺界人士，也缺乏像苹果电脑总裁乔布斯这样的企业界人物。 因此，中国的一个当务之急，是必须在世界上培育出一个有效的政治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有地位，能够担负起向西方社会老百姓做解释工作的重任。而且，这个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要有信誉，尤其是要为西方社会所信任。 这个政治群体的培养不是一日之功，需要从战略上来统筹，进行长期的投入和培养。具体而言，这样的一支队伍，必须是从过去活跃于西方媒体中的人士来选择、培养和造就，中国也必须在国际上有能够与达赖相抗衡的、有代表性的文化人物。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对国内独立社会团体的发展给予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过去一些研究者讨论过中国的“第三种力量”，实际上是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建立一类由社会自发组织和发展的社会团体，它会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扮演第三种协调机制，缓解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如果反映在政治上，“第三种力量”则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多极影响力，避免只有政府一个声音。这种宽松的环境，有利于培养能在国际上为中国说话的政治群体。 中西方冲突的实质是一场典型的信息战 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单薄，缺乏影响力，与国内在宣传上的传统做法有关。长期以来，“大事化小”、“捂盖子”是基本操作习惯，这是操作了几十年的老招数。这种做法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通过限制信息的传播和扩散，而减小事件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然而，这种思路已经完全不适合当前的信息社会了。对于专业的西方情报界来说，这种做法实在是太“小儿科”了。西方媒体和精英政治阶层对中国的攻击，从其基本特征来看，是一场标准的信息战！ 如果国内有人还不相信，那么请仔细看看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1999年南联盟战争前后，当时的西方媒体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新闻报道形成了齐刷刷一边倒的局面：科索沃恐怖分子、杀人犯和侵略者成了自由斗士，而塞族人成了杀戮者。这种不对称信息传播，为西方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道德武器和政治支持。在铲除萨达姆的过程中，媒体也扮演了这种工具，而现在已经证实，当初军事攻击的借口——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捏造。但就是这种捏造，西方国家的“善良人们”，却人人相信，个个义愤填膺。 现在，如果我们再不明白信息战的可怕，未免太迟钝了。信息战是存在的，而且已被证明非常有效。过去信息战，针对的是伊拉克人、阿富汗人和南斯拉夫人，现在中国人也尝到了信息战的滋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你明明有“道理”，但就是没有人承认你的“道理”，是非可以颠倒，舆论可以操纵，魔鬼与天使可以轮换角色，这就是信息战。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说，西方社会在拉萨事件和奥运圣火传递中，有意识地使用了“信息恐怖主义”，他们利用了大量不明真相的旁观者。他认为，欧美文明把信息游戏变成了一门伟大的艺术，但对于中国和其他一些文明来说，信息不过是枯燥的繁文缛节的一部分。他认为，中国人本可以多年前就在全世界建立非政府组织网络，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去宣讲，中国政府如何减免西藏的税收，如何多年保持12%的经济增长速度，西藏建起了200家农村超市。 显然，中国不擅此道——中国目前喜欢使用的最强大武器是经济，而正在失去世界领导权的大国最钟爱的武器是信息。 懂得宣传，并不等于懂信息，更不等于懂得信息战。实现宣传目的，只要会限制舆论就成了；但要实现信息的全球流动，就还必须有组织，有活动，有人物。事实上，在信息社会下，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一项专业化极高的工作，信息如同洪流，堵塞根本没用，关键在有效的引导，有效的制造，有效的扩散。因此，中国有关部门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信息战专家队伍，从信息战的高度去应对西方社会未来的冲击。 相信群众，动员群众 群众路线一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批共产党精英分子，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并且最大限度地发动了中国的普通群众，才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 群众的力量在此次中西方的冲突中再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这次圣火传递的过程中，逐渐扭转颓势的关键在于动员群众。没有广大海外华人的力量，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可能要严重得多。 现在，即使是西方媒体，也惊讶于在圣火传递过程中自发涌现出来的海外华人的力量。有西方主流媒体评价，海外华人已经有了巨大的群体，他们的人口相当于现在欧洲的总人口，他们还掌握着3.7万亿美元的财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在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中，被集中到了同一个口号之下，显示了他们的力量。 让西方媒体惊讶的力量，正是海外华人的群众力量。实际上，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群众的力量是目前中国执政党惟一可以借重的力量。国内有人担心，群众力量被动员起来之后，可能会演化成难以控制的民族主义浪潮。 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更是一种错误思维。历史上，韩国和日本在经济起飞之际，都有过民族主义的高潮期，而日本和韩国的民族主义高潮，反而成为这两个国家经济继续腾飞、自主创新极大发展以及民主化进步的推动力量。因此，民族主义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如何与之和谐共存。 奥运圣火传递还在进行，北京奥运会也会遭遇到进一步的挑战。虽然由此引发的中西方冲突仍在持续，但可以肯定，这将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笔。如何书写这一笔？如何将之导向对中国更有利的结果？只要中国的策略对路，能够适时调整，我们就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作者为安邦集团分析师） ■链接 中国的民族主义需要引导 在这次西方国家部分人士抵制北京奥运会的浪潮中，海内外华人显示的民意，是中央高层非常重视的。近期中央电视台的王牌节目“新闻联播”，便鲜有地播出内地网民对近日藏独对奥运圣火传递的干扰和欧美国家连串反华运动的不满。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日前再次向CNN提出严正交涉时表示，“中国人民不可欺、不可辱”。的确，这次西方世界粗暴、无理的“反华大合唱”，客观上助长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强了民众的凝聚力，形成了团结一致抗外的态势。 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尤其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只是一线之隔，中国政府高层如何因势利导，善用这些民意，便需要一定的政治智慧。 （香港《经济日报》 西方用“信息恐怖主义”维系霸权 俄罗斯政治观察家德米特里��科瑟列夫日前撰文称，正当第16届国际奥协代表大会与会者聚首北京时，关于这个问题的流言在全球传播。当今世界主要大国的政府已经不能也不想彼此开战，甚至于不想在大国集团中一较高低。但这仅仅是政府的态度。非政府组织或所谓的非政府组织积极挑拨相互竞争的大国之间的关系。 争夺明日世界的战争看起来是这样的：争取世界主导权的国家像中国的最强大武器是经济。考虑到现在经济全球化，不要说发生在中国的危机，就是发生在泰国的危机也可能令欧美蒙受损失。而正在失去世界领导权的大国最钟爱的武器是信息。我们从妄图借奥运激怒中国，使北京采取不适当举动的事件中看到了这一点。 信息武器是一种肮脏与不道德程度丝毫不亚于恐怖主义的把戏。因为这两种情况所利用的都是不明真相的旁观者。 对一个愚昧、孱弱、要求“西藏自由”并企图弄灭奥运火炬的欧洲妇女，你能怎样呢？不能给她当头一棒。她真诚地相信，中国当局对“西藏人民的痛苦”置之不理。其他一些非政府组织极其肮脏和愚蠢的宣传关注的也是这一点，它们的宣传所指望的也正好是愚昧的并希望一直愚昧下去的人。 如果西方文明把信息游戏变成了一门伟大的艺术，那么对于中国和其他一些文明来说，信息不过是枯燥的繁文缛节的一部分。 （《参考消息》， 崛起的中国如何与西方对话 怎样化解西藏事件的公关危局 南方周末记者 戴志勇 整理 3��14骚乱以意料之外的速度发酵，成为中国在奥运之年必须要跨过去的一道坎。 如何与外国媒体打交道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 于泽远：有一部分西方记者对此次西藏报道，在事实框架下有问题。几张照片，放在头版头条，竟然用错，这决不是无心之过；而且事后缺乏非常郑重的道歉。西方价值观我不排斥，他们倡导民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在做的事情，但这件事刺伤了很多华人读者。 蒋兆勇：我在家能看国外二十几家电视台。在西藏问题上，一般都是播发外国记者的报道、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中国政府的说法、外国旅游者拍摄的画面，具体事实部分无大错，这次之所以在媒体传播环节激起这么大的波澜，主要是很多境外媒体的评论偏颇得厉害，出现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严重错位，违反了大多数中国人对事实的判断。在西方世界的话语里，事实被构建成了汉族压迫藏族。如果没有《经济学人》的麦杰斯、德国记者花久志等人证明中国官方的克制，情况更复杂。好在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怀柔的，虽然在一些方面有人感到不满，但反抗的只是一小撮，而且主要在境外。远远谈不上是一个整体的反应，所以他们在国内进行动员的社会基础并不大。 问题在于，达赖很懂得讲非暴力、民主、自由这些西方受众听得入耳的话，所以才有他们讲的所谓“占了高地”，恶话善讲，在西方动员能力比我们强，比我们灵活。 于泽远：我感觉，中国现在可以有这个自信让外国记者去西藏采访，不用怕。 对西方媒体的基本信用要有信心，他们一定会观察分析主流藏民在干什么。媒体不会或者没有能力挑动藏人闹事。他们对中国政府的攻击情绪也许会有，已经攻击几十年了，还怕什么？ 蒋兆勇：在大政策清晰的情况下，对外传播也要有授权制，要第一时间公布，不宜层层报批。如果谁也不敢负责，谁也不用负责，最后就只好层层上报给最高领导层，但最终决策人没有现场感，对事情来龙去脉不一定完全清楚。 我认为，西藏政策的表述需要精致的话语，需要请顾问来设计，而且需要有超脱的顾问，而不是受体制束缚的公务员。美国的安全顾问就不是公务员，从机制上就容易说真话，也更专业。 于泽远：外交部三次对CNN表示抗议，使用的语言都比较激烈，我认为反应不一定要这样大。CNN只是一家媒体，不是政府，很难在对等的政治层级上还中方一个公正。 蒋兆勇：相当部分的人不理解，《华盛顿邮报》可以连发3篇社论，立场截然不同，代表不同的社会阶层说话。 电视台同样会把不同想法的人作为收视的目标，用个性化的攻击性言论刺激收视率，我们也别把那些话太当回事。在现代商业社会，电视台怕观众，不怕政府，它觉得它天生就是监督政府。你要它向政府道歉，它顺势要把自己打造成不畏强权。但民众要它道歉又是另一回事。 于泽远：我们的话语形态需要改变，如果用斗争语言去指责西方媒体，往往效果不大。不善于沟通，会导致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更加难以避免。这次驻英大使傅莹的文章较好，她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火炬传递之后的思考》，批评西方对西藏和火炬传递一边倒的报道，“站在东西方之间，我担心中国人民与西方人士相互之间的观感，将迅速走向对立”。 西藏问题正在变成一场东西方之间的论战。我认为应该利用奥运会开幕前的3个多月时间，缓和与国际主流媒体的紧张状态，改善关系。 蒋兆勇：要记住一点：如果坚持宣传的方式，就永远打不过自由传播。我们需要适应世界文明框架下的对外传播，学会使用尊重人的话语，不能首先让自己失去了道德高地。行政化的宣传工具也难成为有公信力的媒体。不着眼传播规律的摸索，没有创造性思路，没有构建话语和设置议程的能力，我们永远是国际话语体系的矮人，话语霸权永远在别人手里。 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会见西方记者，穿一身朴素的旧布衫，很会说话，感动了西方，连美国军事观察团都有人认为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都要求对华军援分一部分给共产党。毛泽东1950年代处理西藏问题，缓和民族关系，政治家要有这样的大智慧！ 研究西方社会的文化心态 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 蒋兆勇：要仔细研究西方各国的文化心态，他们为什么对西藏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据我的初步研究，德国的主要是环保主义者与西藏的链接，绿党环保思潮与崇拜神山、神树可以相互沟通；法国的则是人权、自由主义者们的动作比较大，法兰西又是个感性的民族，心血来潮，巴黎市政府临时挂出支持西藏的标语，法国政客号召议员都上街抗议火炬；日本则有人把西藏问题错误地看作汉人殖民藏人的过程。还可以留意一下，日本是“新安保条约”签后才开奥运会，北京也是WTO签了之后开奥运。美国对北京奥运的想法是，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美国懂得与中国搞面子外交。德法可能还得学。 中国的不包含福利和环境成本在内的廉价产品，冲击了别国的福利社会结构。并不只是怕中国崛起那么简单，这是汹涌反华浪潮的另一社会因素。 但西方很多媒体的确对中国的理解远不到位。德国电视二台记者来采访我，我告诉他们，很多情况下，中国人是将国家、政府、党和人民合在一起考虑问题的，圣火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期待，是中华民族实现某种理想的一个象征。抗议圣火，你们以为是在羞辱中国政府，但中国人觉得是在羞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我跟他们说，奥运会是中国政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姿态，表示我们愿意与世界主流文明对接，你们非要羞辱我们的政府和人民，这激起中国人的悲情情结和历史记忆，最终结果可能会走到另一个方向，带来很坏的影响，损害两国的共同利益。 准确认识“拉萨事件”的全过程 客观、准确地认识骚乱的全过程，将有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促进西藏社会稳定。 单光鼐：从现有的材料看，3月拉萨事件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其一是，“3�� 其二，凡事一旦公开闹起来，无论中西皆自有一套聚集、动员群众的机制。“3�� 在寺庙有限的空间聚集了众多僧侣，这有如在校园里聚集了众多学生一样。由于人生经历背景相同或相似，面临处境相同，布鲁默所言的“循环反应”并不仅仅是发生在集体行为发生的现场，而是早就发生在寺庙内僧侣们面对面互动的日常生活环境，布鲁默所说的磨挤 (milling)、集体激动(collective excitement)和社会传染 (social contagion)就在僧侣们朝夕相处的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进行着，寺庙内的僧侣同质性很强，容易形成集体认同，某种共同的情感，某种共同的怨恨每天都在发生、发酵，并交流、传染着，只等待着偶然的因素而情绪化地爆发。 西藏信息传递较慢，寺庙内僧侣集体行动的动员结构主要是既存的人际网络。它们依附在僧侣日常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多重中心，呈网状分布，依凭僧侣拥有的自有资源和私人领域的自由空间，以滚雪球的方式形成点、线、面的动员。这种事先存在的动员网络具有天然的优势：不易发觉，动员成本低，防不胜防。 我们从“3�� 西藏汉藏关系基本面没有恶化 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单光鼐：我对目前情势的判断是，西藏社会基本面没有恶化。“3�� 各界人士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分裂”、“独立”的要求，少数人中有分裂的思潮，那实际上也是后来被境外的藏独势力灌输的。现在西藏不少地方的藏胞家里还悬挂毛主席像。所以，有老同志讲，汉藏关系是所有民族关系中最好的，现在可能在一些人群中有点隔阂，但社会基本面并没有变化。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扶助加大，给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后，中央对西藏在经济上支持更大，西藏自治区财政每10元中就有9元是中央给的。这些都从根本上保证了西藏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年来，西藏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藏族同胞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拉萨如同内地的城市一样，面貌焕然一新，变化很大。 但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看到，西藏经济结构脆弱，几乎没有靠得住的产业。近些年来，商品经济大潮对西藏崇尚宗教的社会原生状态侵蚀很厉害，特别是铁路开通后，市场经济以更大规模的态势进入西藏，神权社会与世俗社会、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冲突也由此表现得更加突出。内地不少农民来到西藏谋生和经商，汉、回同胞在西藏开饭馆、商店的不少；但是，社会生活中一些丑陋的东西也跟着带进了西藏。 藏族同胞头脑中有根深蒂固的宗教关切，但缺少市场经济概念，往往做生意做不过汉族、回族同胞，他们在市场经济社会往往有很多的失望、失落，不时抱怨，“钱都被汉人、回族人赚走了”。 分析清楚西藏情况，改善管理 多一些尊重，就会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 蒋兆勇：农牧区藏民很朴实，对执政党的感情很深厚。毛泽东的民主改革，让他们翻身，地位提高了。我不相信农牧区藏人对共产党存在刻骨仇恨。 寺庙里的藏人复杂一些，寺庙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学院组织（札仓-康村），还是经济组织。寺庙里的保安，历史上叫僧兵，所谓铁棒僧人，不念经，每天早上用冷水洗澡，习武，是武士。浪荡僧才是敢动武的主力，打砸的可能是流僧和寺庙不念经的僧人，混进流僧里有的是犯罪分子。要研究它的组织结构。历史上寺庙集团曾是阻挠藏族现代化的重要集团，他们捍卫的是宗教的垄断性，捍卫的是政教合一。 单光鼐：拉萨3月事件反映出我们对寺庙疏于管理。藏传佛教的寺庙管理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重要课题，解放前，对寺庙管理有一套办法，如流僧入寺要有人担保，僧人犯戒，还实行连坐。可是，近些年来我们在寺庙管理上却出现了不少疏漏。如，寺庙的市场化倾向增加了管理的困难，寺庙内能够引资的人就非常有地位；僧侣考试制度也较为松弛；外来流僧更疏于管理，流僧究竟来自何方，政府并不掌握具体情况。外来流僧和寺庙内不念经而习武的铁棒喇嘛就是此次“3�� 蒋兆勇：中央政府历朝驻藏大臣中，从清朝时候起，管理者就比较尊重藏人，对藏族文化熟悉到迷恋的程度。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也很有智慧，主持过第十四世达赖坐床（即位）大典。 解放初，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到寺庙布施，大声宣布：“我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个动作都很得体，感染了在场的喇嘛。 历史上中央政府为管治高度自治的西藏也伤透脑筋，在分裂分子眼中，中央政府强大时俗务由中央管，中央政府混乱时就冒出“供施关系”，当然新中国之前英国人挑拨得厉害，建国后美国起了很坏作用，西藏问题步步国际化的确有国际背景。这么多年达赖及其流亡政府是用谁的钱？好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更有条件处理好西藏问题，只是还得有大智慧。在唯物与唯心之间找到平衡点。 拉萨3��14骚乱，普通藏人十几天前已有传言将有骚乱发生，但当地仍有疏忽。官员还需要更多民族政治学、宗教学细节上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理解，从内心到外在的语言，都还要改进。多一些尊重，就会少一些麻烦，相对而言，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做得比较好，公安部发言人也不错。政府组织境外记者去采访，却每每被标上官方组织的标签。这虽然不能消除偏见，但透明总比不透明好。 于泽远：西藏基层干部和牧民，在土改、斗争农奴主和合作化运动中表现积极，在改革开放中是否可能被边缘化，受一些藏人的歧视？ 蒋兆勇：您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更适用于新疆。西藏基层的一些问题，部分是藏民对干部的工作态度还不是很满意，问题出在工作作风层面，并不涉及独立。干群摩擦，社会不公平，这在其他地方也是有的。我们对西藏问题的描述一定要非常精确。前些年，曾提西藏高度自治，但实践证明这也有问题，如果把干部撤出来，容易造成西藏管理真空。真正的“火药桶”其实在四川甘孜，那里是藏青会成员的祖籍。1959年叛乱的主力是康巴汉子。那时西藏还没民主改革。康区民主改革后才出现叛乱。可能那些藏青会成员还在梦想以前的好日子，不过今天的时代也不同了。 毛泽东对西藏的认识很到位。西藏没独立过，但通过西藏自治区的形式实现中央的管理却做到了。战争年代，虽然共产党在内地要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但对藏人驱赶“我国民政府代表”的行为，延安立即予以谴责。 将达赖的国际形象与藏青会切割 在对外进行说明时应直接针对民族极端势力，比如藏青会，还要点出藏青会不是宗教组织，是当年压迫奴隶最不人道的统治集团的后代。 于泽远：达赖1959年出走后，毛主席在藏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传统牧民中更是如此。 蒋兆勇：在高原雪地里生活，客观上需要一个超自然的精神信仰，才能坚持下去。这个情形，与我们坐在城市咖啡厅里想象的不一样。只要西藏是政教分离，那么宗教信仰就是私人的事。家里挂达赖像，算不算分裂？即使是我党信任的官员，他的家属也可能信奉达赖，那么挂达赖像也是可以允许的。 1990年代以前在国外没人理达赖，获得那个诺贝尔和平奖后影响才变大。如果达赖完全是非暴力的，那四水六岗军怎么解释？政教合一是文明还是倒退？他不过是因应形势的变化，经西方设计，搞一套政治包装而已，他媒体公关和国际形象在外塑造非常精致，西方人并不知历史。而我们在这方面的意识不到位，说话策略不够好。 建议政治用语与人格用语要区分使用，不要泛泛地说“达赖集团”，我们在对外进行说明时应直接针对民族极端势力，比如藏青会，还要点出藏青会不是宗教组织，是当年压迫奴隶最不人道的统治集团之后代，事实上他们也不把达赖当神看待。藏青会频频的激进动作也会丧失支持。我们要学会切割，切割得好，如果他们演双簧，才演不下去。 总之，尽量不要羊肉牛肉一锅烩，概念使用要恰当，避免伤很多善良藏人的心，他们并不是支持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对西藏上层和普通藏民，照顾要均衡。 藏传佛教没有“圣战”这一说，如果藏独势力转化为暴力组织，它的“国际正当性”瞬时就会消失。在藏区，找到“人肉炸弹”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信佛的人并不崇尚暴力。 奥运需要开放心态 举办奥运会，笑脸相迎就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来北京，我们都要鼓掌欢迎，我们是主人哪！ 于泽远：奥运期间，肯定会有人来闹事，比如如果有人在天安门秀一下藏独标志的衣服，我们的警察该如何应对？你一推搡就是新闻，可能就会有超过奥运金牌的新闻效应。我担心，以现在的思维模式、处事方式，还很难完全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现在还只是西方一些媒体和NGO在闹，西方各国政府没有参与。布什为了美国利益，一直坚持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没有模棱两可。但如果西藏再有大事，就要预防部分政府会抵制。 蒋兆勇：过去国家主权条件下的一些政治做法受到挑战。现在，国际政治出现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要关注NGO的跨国挑战，他们比外国政府更厉害。一般的过程是，NGO先制造议题（经常夸大事实）、将媒体拖入、发酵，最后政府介入。 在民间政治阶段，在跨国倡议网络施压阶段，跨国抗议扩散阶段，要让民间对民间，政府不宜轻易介入，以免抬高事态。不会有天大的事发生，没有哪个外国政府会真正抵制中国。我们要有这个判断。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长期与外国打交道过程中的悲情情结。适度的民族主义可用，但很危险，要警惕民意绑架政府，让政府做出不恰当的动作。还是要民间归民间，政府归政府。奥运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 于泽远：适度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但是办奥运是一个全球的事情，最好不要用民族主义。 单光鼐：我们是56个民族的国家，对民族主义要格外小心，更何况现在是奥运前夕。奥运的主题精神是：休战、和睦、和平、友谊。我们举办奥运会，笑脸相迎就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的人来北京，都是我们的客人。高兴的，不高兴的，我们都要鼓掌欢迎，我们是主人哪！ （本报记者戴志勇整理，经对话各位修订） 中国崛起：注定是一段“磨难”的历程 南方周末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锋 ■编者按 奥运火炬境外传递终于结束，今天距离奥运开幕还有99天。 如果说，早先的“遏制中国”只是国家对国家的战略，那么，从“西藏3��14事件”到“抵制奥运”，中国国内的民众第一次切身体会了西方世界对待中国的方式与方法。 究竟在西方世界的语境里，“中国崛起”这个词有怎样的含义？围堵中国，背后是怎样的利害权衡？ 其实，对待“中国崛起”这一命题，西方世界的态度是复杂的：CNN或许有它的立场，而本报专访的三位大使，也从外交官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崛起的中国的观察和建议。 诚如朱锋教授所言：“中国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气和理性，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 国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面对侵蚀他们地位的“中国因素”，凭什么就要温良有加？ 从“3�� 其实，这是中华民族注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是中国“和平发展”时，必然遭遇的又一次“磨难”。 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崛起”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结论，并不是由中国经验产生的，而恰恰是由西方经验发展而来的。 在中国人自己的语境中，“中国崛起”是民族复兴，是大国地位，是洗刷国耻，是“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 然而，国际关系永远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系统，世界政治中，权力的本质永远是自私的。中国崛起注定带来国际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游戏规则因为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改变，世界财富分配的结构也将重建。更重要的是，利益角逐与心理感觉等诸多因素，都将发生有形或者无形的变化。 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三”的惊人数据、欧佛霍尔特对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大胆预言和克里斯托夫对中国崛起的判断，其最大的震慑力，就是描绘了一个将在经济实力甚至整个国家能力上与西方“平起平坐”、在同一力量水平上竞争的中国。这使陶醉在“历史终结”的喜悦中的西方世界，突然要面对一个“历史远远没有终结”的中国对西方的挑战。 那么，凭什么我们自己认为中国的崛起将造福世界，别人就一定要对我们温文儒雅？事实上，当荣誉、实利等一系列“要素”都将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步改变时，那些已经享有荣誉、手握实利的国家，对中国戳戳点点，甚至恶言相向，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向国际体系注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因素”的过程。国际社会的既得利益者、那些主导了世界政治中的价值与话语权的国家、那些跟在大国背后同样“感觉不错”的国家，面对侵蚀他们地位的“中国因素”，凭什么就要温良有加？ “修理中国”的“内在冲动”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炮舰外交”的时代，而是已经“扁平”的、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全球化时代了。 美国单极霸权主导下，大国关系的整体结构是稳定的。不管用什么样的词汇形容今天的中国，在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五角大楼、在华盛顿的国会山和白宫看来，中国真正能够实质性地“挑战”美国的时代，还是遥远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崛起，充其量给世界带来的只是“权力变迁”（power shift），而不是会导致“主从角色”易位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 但在经历了二战，尤其是经历了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立的大灾变之后，今天的西方，已经对自己掌控了六十余年的自由、民主价值，有了独特、执著的关注。保持民主价值，并在全球推广，这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西方世界，这意味着从政策理念、政治资源到民众信仰的全方位的“内在冲动”。所以，即便中国崛起并不真实地构成军事层面的“中国威胁”，但从价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国”，或者说要顽固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心态，却是普遍而又深刻的。 这种要“修理中国”或者说“引导中国”变革的观念，不仅涉及当政者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反应，也涉及西方政府在价值上对中国的排斥。借着藏独闹事“修理中国”，借着北京奥运拿圣火传递来“出气”，这就是这么多天来一场又一场闹剧背后的真实动机。 “民主极端主义” 在西方的语境中，“中国崛起”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已经接受了“中国崛起”的事实，认为中国崛起确实可以给整个世界带来机会。对于中国扩大的国际影响，他们本质上并不横加排斥。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修理”中国，未来崛起的中国就是“麻烦”甚至是“灾难”。 问题是，中国需要被“修理”吗？ “中国崛起”是中国巨大的转型过程，是从执政体制、经济运行体制、社会结构、行为方式到国民素质等各个方面浴火重生的过程，是从“乡土中国”到“世界中国”的转变过程。任何外来的中肯、客观与冷峻的批评，事实上都有利于中国的成长。 然而，在藏独问题上不顾是非，在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将奥运政治化而对中国施压，有意“挑衅中国政府”而自认为“不挑衅中国人民”，面对蓬勃兴起的海外华人“牵手护圣火”行动而归之为中国政府“操纵”，这些动作，确乎称得上是向中国人民挥起的“民主极端主义”的大棒。 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都是自由与尊严的敌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围绕着藏独和奥运问题的中、西较量，并非是“文明的对抗”，而恰恰是西方在整体上遗忘了文明的宽容本质，这才是东西方真正的共同敌人。 面对西方压力，中国其实并不孤立。笔者最近前往美国和澳大利亚参加学术活动时注意到，许多美国学者都认为，西藏问题绝对不是某些欧美政客嘴上“非黑即白”的问题，借奥运向中国“发难”的做法更是罔顾亿万中国人的尊严。 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类似奥运和藏独问题的“磨难”将是长期化的。 《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1993年发表的《中国崛起》一文中提到，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很强，但一直深受西方伤害，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一直有被排挤、欺负和受伤害的“巨人的痛苦”。 或许我们现在就正在感受着这种“巨人的痛苦”，但是，如果我们的激愤无法收放自如，那么，西方世界只需要不断地来“激怒中国”，就能低成本、廉价地干扰、破坏甚至夭折中国的崛起。 中国既然要崛起，就需要拿出勇气和理性，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也只有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敌意的反应中，坚定向前，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崛起。 “希望你们别遇到这样的问题” 专访慕尼黑前市长汉斯��约翰��福格尔 南方周末记者 李宏宇 发自慕尼黑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努力淡化政治色彩，却遭遇到了最极端的政治形式——暴力和杀戮。然而，“奥运会必须继续！” 慕尼黑市长汉斯��约翰��福格尔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开幕式上讲话。从市长职位上卸任后，福格尔又先后担任过柏林市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1991年退出政坛，但至今身兼多个社会职位。 慕尼黑前市长福格尔先生和他的夫人住在慕尼黑城区边缘的一处老年公寓。德方陪同特别解释说，这是相当高档的一种自费老年公寓，这里收费高昂，但比起自己居住雇人照料又要合算，也是为了福格尔先生工作的需要。 老年公寓的餐厅正要开午饭，满屋的白发苍苍。身材高大的福格尔迟到了一会儿，“对不起，有个会刚完。”隔着一道门他又远远地跟几位“寓友”打了个招呼，才在桌边坐定。快到82岁的老先生，精神很好，脑子也不是一般的好用。不久前他刚出了一本政治生涯回忆录，名叫《福格尔看德国》。他很得意地跟我解释书名的巧妙之处——福格尔（Vogel）在德语里是“鸟”，所以也可以说是《鸟瞰德国》。 或许因为写书的缘故，36年前自己领导主办那届奥运会，他能随口给出很多精确的数字。不过，个人感情很少流露。德国人的严谨、政客的慎言，可能还有老年的超然，使福格尔曾经亲历的风云变幻与他的自我，总是保持了一份恰当的距离。 “我倒抽一口凉气” 南方周末：您还记得当年慕尼黑申办奥运会的情形么？最初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福格尔：那是 要知道这是战后20年，慕尼黑在1933年以前一直都是不怎么重要的小地方，而且当时慕尼黑还没有任何体育场馆能符合奥运会的要求。还有，东西方还在对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还不承认；就在20天前，马德里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东西德决定分开参加1968年奥运会。困难非常多，能在西德办奥运，尤其是在绰号“政治运动之都”的这么个城市，可能性实在是非常小。 不过威利��道默对这两个问题倒是很乐观。一来西德在国际奥委会有很多朋友，东西德在马德里决定分开参加奥运会之后，这些朋友正好觉得应该有点表示；而从奥委会和各种体育联合会的角度，他们也更喜欢新建的体育场馆设施，而不爱用旧的。他跟我谈了一小时，我给说动了一半。 最后经过汇报和考虑，我们决定申办。如果赢了，对城市和国家都是一大进步，也可以展示另一个德国，与1936年办柏林奥运会那个德国不一样；要是输了也没什么，日子还不是照过。 南方周末：具体说来，办奥运对当时的城市，最主要的好处是什么？ 福格尔：第一，可以使慕尼黑更加有名，旅游业对我们非常重要，在1960年代就已经如此。奥运会期间这个城市的名字会在全世界一次又一次提起。 第二，到1972年，慕尼黑就会建成很多有用的基础设施。当时还没地铁，1965年我们才刚开始规划城市地铁，本来计划是要12年建成，因为办奥运会，7年就建成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拨款，资金也就更容易落实。要不是有奥运会，我们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财政支持。城市街道交通也在短时间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建设了更多学校、住宅，当然还有体育场馆。所有这些体育场馆都是为奥运会新建的。 南方周末：决定了申办之后您做的头一件事是什么？ 福格尔：我立刻先去了柏林见当时的市长维利��勃兰特，跟他要支持的表态。当时柏林也在考虑东西柏林共同申办奥运会，但柏林市议会十分反对。勃兰特觉得柏林计划行不通，他许诺说，柏林将对慕尼黑申奥公开表示支持与祝贺。他也认为对德国的发展来说，奥运会是非常实用的。 我也跟他谈了挂国旗的问题。如果办成了，东德问题怎么办？能挂他们的国旗么？在1968年之前的奥运会，东西两德在奥运会上都是同一支代表队。队旗是三色旗上嵌五环，队歌是贝多芬的《欢乐颂》。 勃兰特说，到了1972年那可能就根本不是问题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 在州里头一个是去见州长阿方斯��戈培尔，他保证全力支持我们。难在波恩的情况复杂，总理艾伯哈德的政府刚在选举中获胜，但财政上面临很大问题。我们在11月去总理的度假屋面谈，除了总理还有总理府办公室主任和内务部长，我这边还有州长和道默。我们报了初步预计的成本，5.5亿马克，州长表态支持，说巴伐利亚州愿承担1/3。 总理办公室主任极力反对，说很怀疑我们报的价格，还提醒艾伯哈德说一小时后在联邦议会上他还得解释竞选时的哪些承诺为什么没兑现。尤其东德国旗问题，会造成很大影响。总理开始有些动摇，但道默和我又一轮游说，说服了他。 主任用各种办法、各种身体语言告诉总理别答应这个事。但总理颇有所指地说：不能让民众总是那么消极，必须得有些振奋人心的事情。当晚在慕尼黑市议会厅我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申奥决定，所有人都极为惊讶。 不能姿态太高 南方周末：有反对的意见吗？ 福格尔：发布会的反响总体很正面。在决定申办之前，我见了大约50个机构和协会，争取他们的同意，所有人都无比支持，惟一例外的是工商总会。他们虽然也同意，但考虑得更多，比如举办奥运会可能造成慕尼黑的通胀——那时候的人考虑事情跟现在多不一样啊。 南方周末：那时候慕尼黑的优势是什么？ 福格尔：所有的申办报告要在罗马的国际奥委会大会上陈述，不光面对所有奥委会成员，也要面对全世界媒体，要争取他们支持慕尼黑举办奥运。这方面我们觉得姿态不能太高，否则恐怕让人联想起纳粹腔调，或者1936年希特勒把奥运会窃为宣传手段的结果。东柏林已经开始反击我们申办了……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太张扬，台面下的动作多一些，多接触东欧城市比如列宁格勒、布拉格，赢取亲近，让他们知道慕尼黑是向全世界开放的。 慕尼黑是最后一个做陈述的。我用英语做了6分钟的发言，道默用法语讲了2分半，中间放了一个宣传片。我自己在讲话里强调了三点：慕尼黑愿意为国际奥委会提供一个绿色的、天人合一的环境；我们并不好大喜功，要超越罗马、东京什么的，我们就做一个小城市，欢迎所有运动员和游客；政治方面，我低姿态地强调，到1972年，慕尼黑30岁以下人口将占40%，也就是说那会是一个新的慕尼黑，再也不是1936年的慕尼黑了。 我想后来我们还是很成功地告诉了大家，这个德国不再是1936年那个德国。 我还记得在罗马做最后陈述时，底特律市长对国际奥委会官员们说：“我爷爷那时候就站在诸位面前做过陈述了。”我心想：这种话可不是什么好点子。 “奥运会必须继续！” 南方周末：有种说法，慕尼黑奥运会当时成了有史以来最昂贵奥运会，是这么回事么？ 福格尔：最后是花了19.72亿马克，国家出了50%，州里和市里各出25%。我不记得罗马和东京是更贵还是便宜，总之墨西哥城（那届）是相对便宜的。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筹资手段：我们的联邦财政部长很聪明，他出主意说，可以发行一种特别版10马克硬币。那时候我们最大面值的硬币是5马克。制造10马克硬币的材料成本是2个半马克，于是每一枚硬币就有7.5马克盈余。全世界的钱币收藏家都非常感兴趣，这枚硬币（从1969年5月到1971年11月共）发行了1亿枚，于是我们筹到7.5亿马克。硬币可以在日常流通中使用，但绝大多数都被收藏者买去了，很少流通。 硬币上的铭文还有个故事，在头1000万枚硬币上，印着“OLYMPICGAMESINGERMANY（德国奥林匹克运动会）”。你想得到的，这引起了苏联、东德的激烈抗议——他们也是国际奥委会成员。他们抗议说你们把东德搁哪儿了？国际奥委会也声明说，奥运会是给城市的，不是给国家的。联邦政府就把之后的硬币改了，铭文是“1972年慕尼黑第20届奥运会”，我们也道了歉。但是这个消息传出去，那枚硬币就像错版邮票，更值钱了。 南方周末：您还记得恐怖事件发生的那个早上么？ 福格尔：我从卧室起来，很早，打开收音机，5点还是5点半？听到了最早的事件报道。我立刻去了奥运村，从一开始到最后都呆在那儿，可以说并没有什么任务，因为不关城市警方的事，都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警察部队执行任务。 奥运会被恐怖分子利用，我想这是头一回。当时我们的警察对这种事情也非常没经验，现在——我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遗憾——我们对这类事情可见多了，因此也更有经验。后来我还代表德国护送了11具灵柩回到特拉维夫，参加了葬礼。只是在机场举行了一个非常简短的仪式，因为灵柩抵达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必须在安息日开始之前——也就是周五日落之时——入土。很简短，但是非常感人。 南方周末：您觉得奥运会给慕尼黑留下了什么？ 福格尔：很多的回忆。不止快乐，也有悲伤。很多人尤其老人，至今还在谈论那些事情，说到底还是美好的记忆。在世界范围，我想对慕尼黑很有帮助，自1972年至今，已经有数百万人造访奥运会场地。不光对慕尼黑，1972年奥运会对另外两个城市也很有好处，一个是举行帆船比赛的基尔，一个是附近的奥伯施莱斯海姆，进行皮划艇比赛的。 南方周末：在您自己的人生里，这次奥运会意味着什么呢？ 福格尔：一段紧张的日子，彻夜不眠，但也很愉快。而最后的日子，曾经有非常短暂但又无比激烈的争论：奥运会比赛是否应该继续？只有几个小时，因为必须尽快决定。在那天早晨我说，应该结束比赛，但随后，我越来越改变了立场。一个世界性的活动如果因为恐怖袭击终止…… 始终坚持的是布伦戴奇先生，他说“奥运会必须继续！” 我希望你们别遇到这样的问题。 “更接近顶峰时，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专访奥地利驻华大使MartinSajdik、比利时驻华大使BernardPierre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发自北京 “世界需要的不是宣传，而是事实” 南方周末：西方的一些媒体和个人，一直在试图把奥运会和某些政治问题相联系。 Pierre：我的观点非常清楚，奥运会是关于运动的。相关的政治问题，它们可能存在，但奥运会并不是讨论它们的正确时间和场合。如果我们不同意中国的意见，没关系，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达成一致，况且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进行讨论，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利用、错用或者滥用奥运会。 Sajdik：看一看历史上奥运会曾经与政治议题相联系的那些国家吧，莫斯科1980年的经验就在那里。所以，当中国申办奥运时，就应该预知等待中国的会是什么。 奥运期间，一个国家被曝光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这种关注一定比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多的多。中国或许认为，这有积极的一面。但是，正如中国的传统哲学所说，举办奥运也相应地必然有负面、消极的一面。 这是现实。奥运会的概念并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竞争，人们从世界各地相聚在一起，交换观点，获得友谊，而不是坐在体育场，看一场比赛就离开。中国知道，有很多问题必须做出回答，而在我看来，不回答反倒是不明智的。 南方周末：那么，在您看来，奥运会对中国而言，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Pierre：每个国家都希望把奥运会举办得比历届奥运会都更多、更大、更好。为了实现这一点，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本身并不是奥运会的目的。 毫无疑问，奥运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重要机会。而我认为，本着开放和真诚的精神，当有大量的记者带着他们对中国固有的成见来到中国时，你们不必奇怪。他们并不是来观察、交谈或学习的，他们只是来印证自己头脑中已有的对中国的印象。 所以，向他们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正是你们的责任，不单是媒体的责任，而是街上的每一个人的责任。这里的重点是，世界需要的不是宣传，而是事实。 中国的改变好像“童话”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的“崛起”。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呢？ Sajdik：中国的改变难以置信，就好像童话一样。中国的成就是巨大的。如果不是中国这么迅速的发展，世界上的贫困人口不会像现在这样大幅减少。整个世界，都因为中国的发展而获得了进步。全世界都应当认识到这种成就。 但很明显，问题也是有的。比如同样巨大的贫富差异问题，又比如环境问题。水的质量、土壤质量、食物质量……我喜欢中国美食，但我要弄清楚它们是否是在正确的食品监控下制作出来的。 南方周末：中国可能会在今年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伴随着“中国制造”的产品销往全球，类似 “毒饺子”、“毒玩具”的事件也数次发生。您怎样看待“中国制造”引发的争议？ Pierre：比利时遇到的是玩具的问题。很明显，这对“中国制造”和中国本身的形象都是危险的。 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看看我们自己，可能10年以前，在比利时，我们也发生过有毒食品如牛肉等事件。这迫使我们对整个食品供应链进行更好的监控，以追踪食品的来源，这样的系统，10年前在比利时还并不存在。 中国可能依然存在食品安全的问题，但我们不要看过去，让我们来看看未来，用更积极的态度来看这个问题。 2006年，欧盟出台了限制鞋类产品的进口的政策，最后的投票结果是13票赞成12票反对。比利时投了反对票，理由很简单：保护消费者。消费者有权选择他们想要的产品——在比利时有人付不起钱买200欧元一双的鞋子，但是40欧元可以买一双质量很不错的中国生产的鞋子。 在比利时，人们已经没有把中国产品等同于“廉价、低质”的倾向。中国不单生产低端的生活用品，事实上，冰箱、个人电脑、手机，很多都是中国制造的。 Sajdik：的确，中国今年就将成为奥地利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不过，当中国更接近顶峰时，也必然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要习惯这一点。我不知道是否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明白这一点。 南方周末：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西方不同，但是现在看起来这条道路，至少在经济方面是非常有效率的。在您看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怎样的影响？ Sajdik：对于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我想，现在回答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胡锦涛领导的中国改革新时代还在持续。世界上所谓的“民主”，最终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与此同时，我理解中国也想发展民主，目标是让更多的公众参与。我们看到了民主党派的人士（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数）在增加，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在增加，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法治”，取代之前的“法制”。 民主的代价可能很高，比如在巴基斯坦，我们看到爆炸、暗杀。但我相信，人们可以从印度身上学到更多，那里有那么多的民族、宗教矛盾，但是他们处理得很好。 “接待好外国记者，会很关键” 专访西班牙驻华大使Carlos Blasco Vila 南方周末记者 张哲 发自北京 实习生 许中科 巴塞罗那的奥运经验 南方周末：大使先生最近印象最深刻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是什么？ Blasco：我最关注的，是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当然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还是北京的奥运会。我祝愿北京奥运会取得圆满成功，我也祝愿中国队和西班牙队表现出色，两国能够获得很多的金牌。 南方周末：说到奥运会，我们知道，奥运火炬在一些国家的传递，引发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前，其他国家对西班牙有没有类似的争议？ Blasco：我记得1992年奥运会之前，火炬接力是非常平安的，因为也没有能引起争议的事件发生。我当然希望北京奥运的火炬接力也能如此，因为政治和奥运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奥运圣火不是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它代表奥运精神，因此我们不应该反对火炬，这是全人类的象征。 西方国家当然法定人民有自由表达立场的权利，我们必须尊重这一权利，但是行使这一权利不应包含对他人采取暴力的行动。 南方周末：西班牙举办奥运会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 Blasco：奥运给中国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就是向全世界开一个窗户，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现状。因此，应该对记者保持一个灵活的态度，记者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如果奥运会取得成功，但是全世界的人民不能看到有关的新闻，那奥运会就失败了。因此，中国在接待新闻媒体工作者的时候，应该达到相应的国际标准。当然中国有制定这些规定的自由，但是我相信，接待好外国记者，会很关键。 在物质方面，北京已经做好了准备。我真心觉得，北京奥运会的场馆是奥运会历史上最漂亮的场馆之一。前不久，西班牙马德里市的市长访问了北京，其间分别会晤了北京市市长、北京市奥组委主席。马德里市长很希望可以向北京学习怎样举办好奥运会，因为如您所知，马德里已经申请举办2016年奥运会。 “焚烧华商店铺”后的“中国制造” 南方周末：2004年，西班牙曾经发生过针对中国鞋业商人的暴力事件。请问大使先生，4年来，中国和西班牙的经贸关系取得了哪些进步？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 Blasco：正如你说的，那是一个不愉快的事件，西班牙政府谴责这类事件。不过那一事件并不意味着西班牙反对与中国的贸易。西班牙的鞋业的企业家，觉得自己的企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才采取这种方式。这是中国的商业模式和西班牙商业模式之间的矛盾。 这之后的4年里，我们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增强。2007年，中国向西班牙出口达到186亿欧元，西班牙向中国的出口也从2006年的17亿欧元增加到2007年的20亿欧元。 但是我们的双边贸易很不平衡。我们希望中国的一些行业能够更开放些。 南方周末：具体来说，西班牙希望中国在哪些行业做哪些进一步的开放？ Blasco：西班牙政府希望中国能开放一些农产品的进口。目前，我们两国政府正在谈判一个从西班牙进口猪肉和腌制品的协定。西班牙生产高质量的农产品，比如红酒、橄榄油等等，不过，我们在向中国出口这些产品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一些限制。 我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允许西班牙公司进入保险行业市场和金融行业市场。与此同时，西班牙在可再生能源产业方面有优势，比如风能、太阳能设备等，我们同样希望一些生产高科技产品的西班牙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很多西班牙公司有类似的关切，但他们觉得，中国政府在进行国际招标时，过程有不够透明的地方。 南方周末：目前依然有大量中国生产的鞋子和服装进入西班牙市场。 Blasco：中国的生产模式和西班牙生产模式不一样，无论是从劳动力价格还是环保规定来看，在中国制造产品都是比较划算的，中国的生产模式也因而有比较强的竞争力。在西班牙，它们的价格比较低。我没有在西班牙买过中国产品，但是我在北京买过，它们的性价比是很合理的，无论是鞋子还是服装。 不过，我也注意到，中国开始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了。在时装行业，中国和西班牙企业加强交流，就有很好的前景。 南方周末：在西班牙，人们对“中国制造”的产品的普遍印象如何？ Blasco：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在西班牙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中国制造”。近几年在西班牙，开始可以看到中国家电的品牌了，比如“海尔”。不过应该说，虽然他们产品价格很低，但质量还不是最佳，西班牙消费者还是比较喜欢欧盟国家制造的家电。 需要指出，中国企业在西班牙的品牌宣传工作做的并不好，很多“耐克”的鞋子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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