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视野》2009.5：

列宁晚年的改革思想及其启示

张荣臣

摘要  十月革命革命后形成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模式，毫无疑问是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下探索的产物，如何结合俄国国情，探索和开创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成为列宁晚年不断思考的问题。这些思考告诉我们，改革是一种常态，执政是一门科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甚至走向失败和垮台。

关键词 列宁改革 党的执政地位

作者张荣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北京  100091）

列宁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列宁思想中极为有价值的方面，就是在他晚年提出了关于改革的思想，这些思想涉及到俄共（布）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俄共（布）的政权建设和俄共（布）自身领导体制等各方面。

一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科学开始变成现实。但马克思、恩格斯只是阐明了社会主义理论由科学变成现实的必然性和一般规律，不可能解决实现这种转变的具体途径和方法问题。如何结合俄国国情，探索和开创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成为十月革命后列宁集中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十月革命革命后形成的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模式，毫无疑问是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探索的产物，所以列宁晚年也在不断地思考改革问题。

第一，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列宁思考的结果就是要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十月革命前夕在《国家与革命》中提出，必须争得“民主共和制”而向社会主义过渡；１９１８年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和《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强调，必须从政治上夺取俄国转变到经济上管理俄国，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这一根本任务提到首位，必须注重俄国具有复杂多元的经济结构而小农经济占优势这一国情；１９１９年提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１９２０年在《全俄电气化计划》中，主张以电气化为中心，在俄国通过技术改造来发展国民经济；１９２１年春，在《论粮食税》中提出“新经济政策”，把商品交换或有计划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提到首位，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来改造小农经济，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以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在探索过程中列宁终于发现，“新经济政策”正是结合俄国特殊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列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通过口授而形成的五篇文章和一组信件中对这条新路提出更为完整的计划和总体构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极大贡献。

根据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列宁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①]列宁反思 “战时共产主义”得出的结论是，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俄国力不能及，一意孤行，有灭亡的危险。俄国的国情是生产力落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小农经济占优势，这就决定了俄国不能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而必须采取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向发达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办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小生产以及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则是幸福，因为资本主义在它产生发展的几百年间，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文明成果。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把大胆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他还形象地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②]“蒸汽时代是资产阶级的时代，电的时代是社会主义的时代。”[③]通过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在农村则是合作化，为社会主义建立牢固的物质基础。

第二，强化监督的力量。

在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思考的同时，列宁也提出了政治制度改革的问题，那就是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怎样加强监督的力量。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④]其目的是要反对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因为“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⑤]。早在1918年，列宁就提出了改革国家机关的思想，但是，由于当时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党不可能把这项工作提到日程上来。当国内战争取得胜利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改革国家机关便成为列宁最关注的重大问题。列宁晚年强调要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削减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有十分把握地坚持下去。”[⑥]

列宁改革国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议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合并，以提高监督机关的威信。“把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样结合起来，对于两个机关都有好处。一方面，工农检查院因此能获得很高的、至少不亚于我们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威信。另一方面，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起最终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的道路，实际上中央委员会已经走上这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使它的组织和工作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另一方面，通过我国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同真正广大的群众联系起来。”[⑦]

列宁晚年十分担心党的分裂，因为一方面，白卫分子把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押在党的分裂上;另一方面“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⑧]所以，他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５０－１００人，认为这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同时，列宁提出要从工人和农民优秀分子中选拔委员，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力量，选出75－100人，这些人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可以享受中央委员的一切权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⑨]。

第三，限制领导人的权力。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转变，政治制度改革的问题，都不可避免涉及到党的领导体制问题，列宁晚年在这方面提出来的就是要约束领导人的权力。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时起，就明确规定党的最高权力在党代表大会，它的执行机关是中央委员会。这种体制在俄国党发展过程中逐渐发生了演变。在领导体制转变过程中权力逐渐地遵循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中央政治局－－党的中央书记处－－党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919年3月的八大上，俄国党决定设立三个常设机构，即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这三个机构都是中央日常工作的机构，不是权力机构，权力机构是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又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1922年3月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以后，总书记的作用就大起来了。从职能上中央书记处逐渐由一个秘书机构变成了一个决策机构。他是政治局委员、组织委员，又是总书记，又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委员。最终的结果导致了党的领导体制的高度集权。

二

列宁晚年的这些思想虽然没有实现，但表明列宁的探索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可惜，列宁所建立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了失败，这里的教训很多，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列宁的继任者们没有坚持晚年的改革思想，在这些基本原则方面倒退了，从而在１９９１年失去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其教训是深刻的。

    第一，改革是一种常态。

我们经常讲，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基础上实现的。因而，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也就没有了阶级、国家和政党。虽然后来他们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设想，并将共产主义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但依然没有设想过在落后的东方国家进行这种社会革命的可能性。

晚年的列宁面临的困难在于，科学社会主义发源于西方社会，而且它们的创始人也都曾经把希望放在西方社会的发展上，而社会主义的实践却成功于东方社会；从社会主义的理论来看，东方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极其薄弱，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因而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不得不开始做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做过的许多事情，从而对自身本来并非坚固的根基产生威胁。在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东方社会，市场经济在全球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社会矛盾冲突，意外地为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提供了可能性。列宁初期确把国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俄国革命成功的条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里所说的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列宁也是这样认为，他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他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称只是意味着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但后来，国际革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因为国际资本的发展程度还未能形成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现实性，反而是国际资本内部在其东方薄弱环节上的冲突为社会主义者提供了机会。但列宁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工农国家与消灭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距离是现实存在的，并且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目光盯在西欧各国，但他们不会机械到排斥其他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所以，不能认为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顺序。在世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俄国国内具备了革命形势的情况下十月革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次成功的革命。但是，在肯定十月革命的伟大和现实意义的同时，要看到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通过革命夺取了政权，但夺取政权之后面临的困难是极其严重的，一方面，它要走完资本主义阶段所走的诸如工业化道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使人民群众能够行使民主权力；另一方面，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弊端，缩短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痛苦过程。更重要的是，不能因为经济文化落后所建立起来的“国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人民直接当家作主的“国家”就放弃对这一理想社会的追求，就将这一探索过程中的产物“模式化”、固定化。既然列宁所建立的共产党的执政模式，只是列宁探索过程的产物，也就意味着这一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应当不断地改革和完善。列宁晚年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使党的领导体制更民主，能更好地反对官僚主义，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到晚年列宁承认，他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在不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追求的前提下，对于在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差距或矛盾，有着清醒而现实的判断。

第二，执政是一门科学。

列宁晚年的改革表明，他是努力想在苏俄构建一个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党领导和执政体制的。但问题在于，一方面列宁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的基本要素，比如普遍的选举、权力的制衡等等，但另一方面又没有构建起社会主义民主的框架，采取的依旧是代表制民主而不是人人当家作主。因而怎样在一党执政的体制下，更好地使这种代表制民主发挥作用，就不仅仅是靠理念能解决的。

执政是一门科学，这是我们总结国外执政党和我们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得出论。坚持科学执政，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执政，把执政建立在更加自觉运用规律的基础上。从大的方面说，这个规律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具体说，我们应当深入调查研究，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和经济规律，驾驭市场经济，发展自己；研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明的发展规律，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研究以人为本为的社会运行规律，构建一个各方面群体和阶层和谐相处的社会；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多样化发展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运行规律，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进步。对规律的研究与把握，能使我们的思路和行动更符合客观实际，更反映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的意愿。

第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是一句空话。

纵观古今各国各类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执政经验可以发现，所有执政者要巩固其执政地位，都要争取社会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不能否认，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党的执政地位是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前提的。列宁强调党的领导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如果党自身不能从体制上保证这个党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没有别的私利，那么，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一句空话。

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宣布自己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政党。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执政，都不是为了一党一派的私利，而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问题在于，在执政后通过什么形式和手段更好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如何密切党群关系，这是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执政党的客观情况，又决定了同群众关系的复杂化。执政之前，尽管党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担负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但由党夺取政权的任务所决定，各方面利益关系比较简单，政治分野比较清晰，党群关系也相对容易处理。人民群众把自身利益实现的预期大都放在党夺取政权以后。因此，一旦执政，党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也变成这个问题。但是执政后党面临的形势纷繁复杂、问题千头万绪、矛盾层出不穷，人民群众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党要巩固执政地位，搞好社会整合，需要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而苏共的失误也表现在这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代表着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甚至走向失败和垮台。当掌握着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去着力追求个体利益或小集团的利益时，所谓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共产党必须做到清正廉洁，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要做到这点，就要立足于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进一步完善党的权力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