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与探索

张荣臣

《中直党建》2009/2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国民参政员飞赴延安访问。7月4日，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到他家里作客。他们谈了一个下午。最后，毛泽东诚恳地问黄老：您来延安考察了几天，都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1]

黄炎培的担心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充分根据的，中国历史上长的王朝几百年，短的也就几年，几个月，几天。自秦王朝到清共62个正式的王朝，平均统治时间60年，就是跳不出先兴后衰的周期率。从表面看，是政治争斗，也就是皇族集团中的成员争夺帝位，外侵，天灾，民变，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具体就体现为封建专制统治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压抑。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历史悠久，自秦始皇奠定了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大一统局面后，历代相沿。各个朝代都实行封建王朝的皇权至上。这种集权制度，皇权就是一切，皇帝一个人独断专行。这种封建专制造成天下只是一家人甚至是一个人的天下。人民群众的对立，最后都没有摆脱历史的周期率。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是非常熟悉的。如何摆脱历史周期率，这是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成功后所考虑的。他在回答周期率问题时坚定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以此为目标，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作了不懈的努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了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党执政后面临的革命任务更艰巨、更复杂；某些党员干部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下思想作风可能发生变化，“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2]因此，要把党的革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有必要继续保持和发扬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所强调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3]。为防止党内对个人的歌功颂德，中央专门做出6条规定：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于1949年3月25日移驻北平。路上，毛泽东异常兴奋，形象地把今后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宏伟事业比作“进京赶考去”。怎样考出好成绩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北京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京是要继续干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

建国之初，为了打击资产阶级对干部腐蚀、拉拢的猖狂进攻，使党的优良作风得到继续发扬，党中央开展了“三反”、“新三反”运动。1952年夏，“三反”运动胜利结束。经过半年多的斗争，基本上解决了从中央到省、市、专区和各级机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和浪费问题。但由于“三反”运动仅仅解决了机关中领导者与被领导的机关工作人员相脱离的官僚主义现象，因此，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官僚主义现象，有的问题十分严重。这败坏了党的作风，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必须下决心解决。1953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中，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充分重视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迅速开展“新三反”斗争。“新三反”斗争是“三反”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它进一步解决了“三反”运动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三反”运动在一个短时期内，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采取疾风暴雨的方式进行，而“新三反”斗争则是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与当时的主要工作结合起来进行，从而更深入地使领导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保持了良好的工作作风。“三反”、“新三反 ”运动是我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这场运动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共产党人的纯洁性，发扬无产阶级政党优良的作风，起到了重要作用。[4]在毛泽东领导下，三反运动取得伟大的胜利，这对于整肃党纪，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腐败分子，党和毛泽东采取从严治理的方针，无论涉及到谁，绝不姑息迁就，而是严惩不贷。据统计，在“三反”斗争中被开除党籍者有23.8万余人，被劝告 者达10万人。在处置一批腐败分子中，不但于1952年2月1日对北京中央公安部行政处长宋德贵处以极刑，还毫不留情地打掉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两只“大老虎”。刘、张二人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入党，曾经战功卓著。建国后，他们分别担任中共天律地委书记和天津专署专员的要职。但是，党并没有因为他们是革命功臣而予以迁就，相反却抓住这两个重大典型事件，依照党纪国法对他们处以死刑。毛泽东于1951年11月3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亲自批准华北局关于逮捕刘青山、张子善的报告，并指出这件事给全党“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处决刘、张二人，起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对于在执政条件下保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实践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也率先垂范，廉洁自律，以实际行动倡导执政党党风建设和新中国的清廉政风。1950年5月，沈阳市政府要在该地为毛泽东铸铜像，毛泽东批示：“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后来，沈阳各界人民又要求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在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在“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这是可以的”；在铸铜像旁批示：“只有讽刺意义”。当年9月20日，毛泽东致信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等人：“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正在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刻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10月27日，他又否决了为其在天安门建铜像的意见，批示“不要这样做”。1954年，他专门写信给湘潭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要求基层组织对自己的亲属放手管理。信中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对自己的子女，毛泽东更是严格要求，并将爱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

今天重新思考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感到毛泽东当年的思考是十分有预见性的。一方面，我们要把毛泽东当年设想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路继承下去，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发展和创新。这是因为他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相比，共产党的历史不过150多年，中国共产党也不过80年，如何创新一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人民民主新路，共产党人任重道远。十分明显的是，在毛泽东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中，党的作风建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虽然看到了执政党和领导革命的党的不同，但如何解决执政党存在的问题，他强调的是通过整风的形式，通过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毛泽东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考虑接班人问题，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早在1953年，他在党内首先提出设一线二线的主张，希望让年轻一些的领导人担任更重要的工作，随后又提议不再兼任更重要的工作，不当国家主席，1958年的八届六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的提议，并传达到了全国。但毛泽东接班人问题还是没解决好，究其原因，就是毛泽东太相信个人的魄力，他始终没有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的自身建设上实现执政党建设的战略转变，没有建立起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党的领导制度，没有找到党的自身发展的推动力。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党的执政地位是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为前提的。纵观古今各国各类执政党和执政者的执政经验可以发现，所有执政者要巩固其执政地位，都要争取社会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执政，党员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掌权，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但对共产党员来说，在执政之前的战争年代，残酷的斗争环境迫使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自觉地去联系群众、为人民谋利益，以争取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因处于一定的领导岗位上而手中掌有一定的权力。这一方面为党继续代表人民利益、党员继续为人民服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使得有可能以权谋私，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关键是要营造建立执政的监督机制，不仅从党性要求上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更应从机制上使广大党员干部只能以权力为人民服务。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而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证。这就是我们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努力方向。（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