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家话剧院继1982年上海戏剧学院之后又一次把现代世界名剧《物理学家》搬上首都舞台，引起观众的广泛兴趣和思考。

 《物理学家》是享誉世界的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最负盛名的两出代表作之一，与《老妇还乡》齐名。它写于1961年，翌年首演，轰动一时，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仅在德语国家即上演1500多场！剧情自然是虚构的：一位名叫默比乌斯的物理学家发明了一种万能体系，据以可以制造任何当量的杀伤性武器。出于人类良知，他唯恐这一成果落入大国军事集团之手，给人类带来毁灭性后果，便装疯躲进一家别墅式疯人院，由一位有身份的护士长悉心照料。不料他的发明却被东西方军事集团情报机构所探听并分别指派著名科学家同样装疯潜入这家疯人院，以争取他为自己的集团效力。他们把保守自己的秘密视为神圣的使命，为此不惜忍痛勒死了分别爱上自己的三位护士。正当默比乌斯说服了两位同行为了避免人类厄运而甘愿永蹲疯人院的时候，平时被称为“博士小姐”的护士长露出真相：她宣称自己是托拉斯的股东，她已复印了默比乌斯的发明资料，并正在建造一座座大型工厂……而由于三位科学家均有“血债”，宣判他们三人“永蹲监狱”！

从时间上看，这出戏的问世显然跟当时因加勒比海事件（即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前苏联要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宣称要摧毁它，苏联被迫将导弹撤回）而导致的西方世界的核恐怖气氛有关。实际上，这是出于作者长时间的深层次思考。二战后迪伦马特一直对当今世界深存忧虑。他认为，“人类到了原子弹时代，已经没有悲剧可言了，现在我们只有写喜剧的份了！”他所说的的“喜剧”是指涉及当代重大问题的讽刺喜剧，亦即他的特定的“悲喜剧”。这位学哲学出身的艺术家，凡他的重要剧作涉及的都不仅仅是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重大问题，人性的根本问题，历史的规律问题等等。因此他的剧作中往往奏鸣着两个强大的音响：国际强权势力的威胁和垄断资本的魔力。如果说，《老妇还乡》还只涉及后者，那么《物理学家》则这两大主题都包含了。

 科学这个术语本来带有神圣的光环，它戳破了“神”的蒙蔽，催动了人的觉醒，揭开了世界的一个个黑暗领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明的进步。因此，可以说，科学是和真理划等号的。然而，曾几何时，科学偏离了轨道，发明了越来越多的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物质，尤其是核武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的产生和使用。这不能不使人们开始怀疑：以科学为前导的现代文明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这是个悖谬性的命题，它使现代科学家处于尴尬境地。

 虽然迪伦马特有时强调创作出于“一瞬间的癫狂”，但他对这个戏的酝酿至少在十年以上。最早的激发当推“奥本海默案件”。奥氏被称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引起他的良心追问。故1947年，当美国政府任命他制造氢弹的任务时，他拒绝了！这使他后来在美国反共的“麦卡锡主义”时期受到长达9年的审讯。第三个事件是1955年爱因斯坦等人的和平宣言：在法西斯侵略最猖獗时期，爱因斯坦曾建议制造原子弹。但后来鉴于原子弹的巨大杀伤性威力，他联合多人呼吁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造。这是人类良知的又一次闪光。第四个事件是1956年迪伦马特读到一本阐述核威力的畅销书《比1000个太阳还亮――原子弹研究者的命运》，引起他巨大的震动，遂即著文大声疾呼禁止这类研究。这种种事件的刺激和积累，使他决心以形象的手段和戏剧的形式发出呼吁，唤起人类良知，特别是科学家的良心，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避免人类自杀。至于《物理学家》以疯人院为题材，这也是由于他的亲身经历：1950年他应一位身为精神病院院长的朋友之邀，在那家医院生活了一段时间，经常与精神病患者交谈，获得难忘印象。这就不难理解剧中的“疯人”们在他的笔下那么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迪伦马特有个观点，他认为“现实是非常强大的，任何个人欲与之抗衡的努力都必然失败”。因为“涉及一切人的问题，必须所有人一起行动才行”。同时他又认为，人们不能因为失败而向现实投降，“每个人都应做他所应该做的”，因为个人对于整体世界固然是无法驾驭的，但对个人世界是可以把握的。因此他笔下的主人公往往都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悲壮气概，也因此无不成为“失败的英雄”，一种西西弗绪式的悲剧英雄。在我们这个不安宁的、歪风邪气随时涌现的时代，很需要有这样一种精神和这样一种英雄。无怪乎最近听到一位戏剧专家这样评价迪伦马特的剧作：看它们的表现形式不象是现实主义的，但看它们的精神实质却地道是现实主义的！尤其在核武器不断扩散、核威胁日盛一日地困扰着人类的今天，阅读或观看这出戏，更能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它的现实针对性，它向人类良知发出的庄严的和平呼吁！

 在艺术表现上，必须领悟两个重要术语：悖谬和怪诞。悖谬是指一件事物逻辑上的自相矛盾或互相抵消。迪伦马特和某些其他现代文学高手一样，善于将这个哲学概念变成美学手段。你看在《物》剧中，科学本来是造福于人类的，如今它变成对人类的威胁；科学家不蹲疯人院，整个世界就要变成一座疯人院；“博士小姐”原来以其特有的清醒面对三位科学家的癫疯，后来却是三位清醒的科学家惊看“博士小姐”的疯狂，如此等等。怪诞是把正常的事物加以歪曲，使其变得滑稽可笑，取得令人惊异的效果。迪伦马特把这种艺术表现手段视为“一种风格的极致”和诀窍：科学家们不合逻辑的疯言疯语是为语言的怪诞；身份高贵的“博士小姐”却是个驼背老处女，则是形象的怪诞；当过“世界举重冠军”的护士却被病人勒死，那是情理的怪诞……美学家桑塔耶纳认为：怪诞的运用“在于重新创造”，这种创造“背离了自然的可能性，而不是背离了内在的可能性。然而，正是内在的可能性构成这些创造的真正魅力”。

 自1987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天使来到巴比伦》算起，这是国家话剧院第四次把迪伦马特的剧作搬上舞台。从整体上看，这次《物理学家》的演出相当成功。26岁的王剑男在二度创作中对迪氏的艺术能把握到这个程度殊为不易，无论对剧本的阐释，还是舞台调度都看不出明显的缺失。饰演默比乌斯的老演员李建义早在学生时代就参与了这出戏的演出。这次扮演主角表演十分老到、精彩，几乎每个细节都很到位，分寸感很强。舞美也是成功的，比较符合瑞士人那种“袖珍型”的家居风格。

 总的说，中国戏剧艺术家对“怪诞”这一风格还不太适应，不善于夸张，引笑的意识较弱，包括这次《物》剧的演出。例如“博士小姐”的背应该更驼一些，使她美丽的脸蛋与她丑陋的驼背形成更强烈的反差，以便让它显得更加可笑；再如，物理学家们疯疯癫癫的狀貌还可以夸张得更厉害些，以取得更大的笑的效果。迪伦马特明确说过：“一出戏没有笑的东西我是忍受不了的！”因此，如果在“笑”这一点上能琢磨出更多的名堂来，相信《物》剧下一轮的演出定会更上一层楼。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