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人们一直为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欢呼，为现代文明带来的物质刺激而陶醉。君不见，20世纪上半叶的文坛上，中国最杰出的诗人郭沫若，看见“摩托车前的明灯”，发出“20世纪的阿波罗”的赞颂；欧洲的伟大戏剧家布莱希特，面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欣然赞叹：“科学正在打开新的黑暗领域”。这两位东西方文坛的现代智者对于文明进步的线性思维反映了人类大多数对这一问题的乐观态度。因此人类越来越贪得无厌地对大自然张开大口，越来越迷醉于人类文明必然不断进步的假象。尽管有极个别人已经察觉到人类文明正已“异化”的方式发生背反，如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已经预见到对大自然的有增无已的掠夺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如德国小说家德布林。但那只是空谷足音！人类获取一个重要的真理，需要付出重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战争！

两次世界大战敲醒了人类的理智，使人们变得更清醒、更宽容些了！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堪称这一猛醒的征兆。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思潮是一种“反思”思潮。

在人文领域，它反思过去，回归自然，呼唤人性，呼唤宽容，呼唤传统，呼唤天人合一，从而促使人的自我意识的“再觉醒”。欧洲的文艺复兴，使人在神的面前站了起来，但接着又在另一个“神”，即自然之神的面前倒了下去。殊不知，自然之神才是宇宙间真正的神。这是得罪不得的，得罪了就要受到惩罚。人类自从拥有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的有效武器――先进技术，就日盛一日地对大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和蹂躏，很快把自然之神激怒，于是臭氧空洞示警、厄尔尼诺逞威、冰山动容、沙尘肆虐等报复性现象犹如一张张“黄牌”朝人类劈面而来。现在，受到惩罚的人类在“后现代”的语境中，终于看到自己的“非人”本质，试图重新站立起来，调整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重新做人”。

这种“重新做人”的决心，我把它视为生态意识和文物意识的觉醒，是人类对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那句“认识你自己”警语的开始履行。这一觉醒的先兆首先出现在那些经济文化率先发达的国家，主要在欧美。原来这些国家奴役自然的时间最早，历程最长，因而最先吃了被自然报复的苦头。于是二战以后，这些国家急切地呼吁：人类应当赶紧行动起来，共同签约，共同拯救和保护生态环境。于是随着环保意识的日益觉醒，国际间先后签订了《海牙协定 》、《威尼斯 》、《巴黎公约》等诸多的国际协定。尤其是1972年关于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巴黎公约》开了申报“人类遗产”或“世界遗产”的先河。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德国的“绿色和平组织”诞生了！这又是一个重要信号。它标志着保护环境已经从“意识”发展为“运动”。接着德国绿党的建立，更是使环境保护从文化行为上升到政治层面。尔后，上世纪90年代初，欧盟国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这导致了不久以后世界政府首脑保护环境大会的召开。从这一系列事件来看，人类应对环境恶化的威胁已迫在眉睫。这进一步迫使人们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中国人生态保护意识的觉醒比起国外至少晚了30年！1972年，当“巴黎公约”诞生的时候，我们的推土机正在北京城墙上轰鸣！直到1985年我们才加入这个公约，1987年才开始申报“世界遗产”。90年代前期不少政府官员还不愿意将减排减污等环保措施提上议事日程。至于对不可移动文物的“建设”的破坏至今也没有停止。但正是从那时起，改善环境的意识毕竟已经开始觉醒了，首先在文化知识界。著名学者梁从诫先生自筹资金，办起了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在建筑文化界，针对大量乡土建筑和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在经济建设中迅速被毁或消失，多年从事外国建筑研究的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不得不来了个“急转身”，勇猛地投入到抢救这类文化遗产的行动之中；以古稀之年带领学生一次又一次奔赴全国各地，调查、呼吁、争辩，十余年如一日，保护了几十个名村名镇。虽然在2000年前，除了台湾，大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的著作。但曾几何时，跨出新世纪的门槛不久，大陆也很快开始出版他的抢救成果。上海的阮仪三对周庄的发现和成功保护，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人民文物意识的迅速觉醒。自此，“中国古村落”丛书、“乡土中国”丛书、“老房子”丛书……争相问世。

艺术批评家兼艺术策展人龚云表先生无疑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文物意识较早觉醒的一个。近年来他策划的这套“人文武夷”丛书，在笔者看来就是对现代文明进行反思的一种努力，也可以说试图让人类“重新做人”的一种尝试。作为主编，龚先生把“重新做人”的“炼狱”之地选择在武夷山，这是很有眼力的。武夷山对于觉醒的现代人来说不啻是一方“净土”或 “圣地”。她位于闽北的东海之滨。在方圆60公里的阈域内，群峰竞拔，山峦逶迤，溪流瑰丽，飞瀑高悬，亦是造化所钟之“神秀”，难怪成了曾经雄霸一方的古越国的都城所在地，亦是中国巨儒朱熹最钟情的家园。两千多年来，这里积累了农耕时代留下的极为丰富的文明遗产，隐蓄着深厚的人文蕴藏。那众多的依然保持着原生狀貌的古村落，便是它们的载体。这些侥幸地躲过了现代文明亵渎的古朴村落，以今天的眼光看来，简直就像颗颗明珠散落在千山万谷之中。我们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些我国农耕文明的遗存，主要因为在迟到的工业文明以摧枯拉朽之势莅临我国的时候，它们没有象大多数地方的古村落那样，成片成片地被摧毁，被横扫，继而变成一堆堆冷漠、僵硬、失去了任何历史记忆的“水泥森林”，而依然保持着农耕时代的鲜活的本色，成了农耕文明的“活标本 ”或“活化石”，成了历史的最有发言权的见证者。因为它们包含着丰富的故事，这些故事就像“香袋”那样时刻透露着生动的历史文化信息，让人保持着亲切的生命记忆，并获得一种温馨的精神家园感。

我们之所以格外珍惜这些古村落，还因为我国农耕文明的物质遗存和文化遗产主要在农村，可以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主要体现为农耕文明。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封建时代，土地是维持一个民族生存的主要资源。农村也是“机器前”时代“工业”生产——手工业作坊的主要基地。封建时代的政治势力主要也在农村：除了地主，即便那些远在省里、朝里做官的人，也几乎没有一个不在他的家乡建豪宅和墓茔――他的身份和权势的象征。无怪乎，全国最大的民宅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即浙江东阳的卢宅，其建筑面积几近五分之一的故宫。其他如乔家大院、祁家大院等等那样的豪宅在城市里也是罕见的。甚至那时有不少的大作家、大艺术家、大学问家，包括刚才提及的大思想家朱熹都是在乡村度过他们的黄金岁月的。今天只要我们看到这些完整的古村落，看到那些构成乡土文化基本风貌的磨坊、织坊、铁铺、水碓、牌坊、祠堂、寺庙、私熟、书院以及众多的“大宅子”……就基本上看到了当年的大社会，看到了大半部历史。须知即使当年的市井文化、庙堂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也是以乡土文化为基础的，而且二者互为呼应。因此笔者赞同潜心研究和抢救乡土建筑多年的陈志华教授的这一看法：“不研究乡土文化就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这个民族”。

目前全国有不少名村、名镇被旅游部门炒得很热。也有一些有关专家从抢救古建出发奔赴那里付出了辛劳。但“人文武夷”中涉及的这些古村落似乎没有这个宠幸，虽然自1999年起武夷山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自然与文化双重世界遗产了！所幸“人文武夷”的主创者或主编者偏偏没有顺着一股风地追逐那些名村名镇去赶热闹，而把关注的视线投向这些有关专家们一时未能顾及的古村落；不是对它们的“硬件”进行技术性的抢救，而是从“软件”切入探索和发掘其中蕴藏的人文价值；需要的不是专家的知识和作家的文笔，而是艺术家的眼光和感知的情怀；不是用相机去复制对象，而是用画笔去解读它们；使用文字不是为了客观描写，而是观感和思考的记录。于是成就了这一套图文并茂且别具特色的八卷本丛书。无疑，这是一项别具创意的文化行为，也可以说是一项更深层次的文物保护、发掘和抢救工程。

恐怕很难找出比龚云表先生更合适的人选来从事这一工作了！他既富艺术感觉，又具学术识见，更有人文关怀和开放视野。作为一个在村里长大、城里打滚的过来人，他对精神家园的丧失有着切肤之痛。因此他不想一蹴而就地完成这一工作，而是把它当作一件心爱的作品，经过精心的构思和策划，准备用多年时间、多次活动、多种形式来迎接这一将艺术与文学合而为一的、富有创意的精神产儿的“临盆”。 早在2002年他就去武夷山进行实地考察，一口气走了四五十个村镇，从中初选出较典型的一部分，作为尔后的活动基地。2003年他正式启动了这一工程“三部曲”中的第一曲――“印象武夷”。那是一个绘画写生与展览的系列，有几十位画家参与。在那里，他与画家们对武夷山人文内蕴的体认、主张一拍即合，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三部曲”的构想由此获得了雏形。于是他被大家推为“领袖”，并委以主编的重任。两年以后，即2005年，他不负众望，成功地策划了一次更为有声有色的活动：“意象武夷”。从“印象”到“意象”，这是一次升华。40余位中国艺术家和10来位德国艺术家在武夷山进行了12天的“联谊创作”活动，最后每人拿出4－5幅作品分别在武夷山和古村落城村进行展览，吸引了众多的男女老少的村民参与，别开生面。实质上这是一次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精神家园的精神动员。它让这大群的村镇主人和人文蕴藏的天然监护者如梦初醒：我们正想逃离的这些与城里的高楼大厦相比不足挂齿的房舍街巷竟也受到城里人和读书人的这么看重，则我们自己当更加爱护之、珍惜之。笔者也有幸应邀经历了这一活动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两国艺术家怎样通过不同的创作理念和共同的人文思维将沉睡了千百年的古老村落的生机激活，使其重新焕发出人文蕴藏的现代光辉，也为两国艺术家的长远合作创立了一种可参照的模式。

工程又有节奏地向前跨了两年，即2007年，在有了上述两项积累或“历练”以后，龚先生的计划推进到“三部曲”的最后一曲――落实阶段。经过多年观察，他从颇有实力的几十位少壮派画家中遴选出7位（加上自己共8位），即殷雄、王琨、王辉、赵九杰、岂梦光、徐晓燕、陈铎。主编让他们各选一个村子作为工作对象。调查内容包括：村史、村景、生态、建筑、民俗、宗教、农事、家史等。但根据各村不同的情况，每个村子的关注点各有侧重。这样，这些古村落呈现在画家们笔下的面貌既有闽北地区普遍存在的共性，比如古朴的原生状态；又有每个村子独特的个性，比如有的自然生态浓郁（如相木村），有的人文蕴藏深厚（如五夫村），有的民俗风情奇特（如曹墩村）……于是，这套由三个“八”――8个村子、8位作者、8部著作――构成的丛书就具有了统一色调下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因而与其他以文字和摄影构成的类似丛书区别了开来，拥有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品格。

一般说来，艺术家多是“性情中人”，率真，甚至“童真”、洒脱是他们的基本精神风貌。这与武夷山村落的古朴、纯真、自然可以说相谐相扣，互为辉映。其中三位在武夷山地区长大的画家的文字尤为可亲。特别是殷雄，他象一位精神流浪儿，带着被现代文明的“妖女”诱惑后而自新的悔恨，诉说他当年如何怀着切齿痛恨离开了故乡，如今幡然悔悟回来重新认“爹”认“娘”的心路历程，读来令人怦然心动，因笔者也出生在农村，也曾有过相似的思想经历。陈铎是个地道的“本土”画家，迄今没有离开过武夷山。他以画家眼中的绿、红、黄三种颜色来描绘家乡的乡风民俗，那些烂熟于心的古村风物，让笔者不时发出会心的一笑。王辉离武夷山稍远一些，但近距离的观察也比远距离的眺望要真切得多。故这样有分量、有哲学意味的话出之于他之口就不足为怪了：“中国社会历史的沉重，决不可能使一个地处偏远的古村，落得一身轻松。”其他几位作者的视角和笔触各有不同，因而呈现不同的景观，但古村情结的饱满情怀则一。这里不妨套用一句古语来概括这套丛书的风格和价值：和而不同

      （“人文武夷”丛书共8册，首批4册已于2009年1月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