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文艺复兴使人在“神”的面前站了起来，但他很快又在另一个“神”的面前倒了下去。这个“神”即自然之神。因为站了起来的人从此以“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莎士比亚语）自居，任意虐待“万物”，大肆掠夺自然，很快变成“万物的杀手，自然的祸害”。殊不知，自然也是有灵性的，这个灵性就是自然存在的权利，亿万年形成的自然赖以存在的法则。触犯了这个法则，就要引起“天怒”，受到惩罚。于是，人类的朋友，首先是那些也有大脑的飞禽走兽一个个灭绝了；护卫人类的绿色生命――森林一片片消失了；洪水泛滥了，沙尘起暴了，臭氧层塌陷了，冰山动容了，厄尔尼诺逞威了．．．．．．一张张威胁人类生存的“黄牌警告”向人类劈面而来，而人类对此一筹莫展，甚至身不由己地继续在泥潭里下沉。

　　如果说，人与外部自然的不恰当关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还有一个领域的“自然”，即人自身的自然仍被许多人所忽视。比如，一定自由度的生男育女是人类生存的正常生态。人口膨胀是必须 认真面对的，但必须在科学允许的范围内。如果一厢情愿地凭主观意志对节制人口采取简单化和极端化的措施，那是一种反自然、反人性、反伦理的行为，它导致人的情感系统的单调化和人性的“变异”，从而导致人的精神生态的破坏。社会上的“小皇帝”满天飞，同自然界的洪水泛滥一样可怕。今天讲生态学如果不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一起加以研究，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科学。

　　二、 人与科学的关系

　　人类把科学当“工具”，在不断享受科学成果的醉醺醺中，却全然忽视了科学中含有的“鸦片”：它一方面将人类送上天宇，同时又诱使人类慢性自杀甚而“猝死”！医学克服了人类诸多致命疾病，同时又招致一个个新的不治之症；化学发展了，它能催生庄稼、催生蔬菜、催生牲畜家禽，但它让食物改变了基因，改变了原味，而且让人揹上“慢性中毒”的包袱；它发明了塑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方便，但塑料是地球的陌生物，给自然不断增加它无法消化的“食物”；生物学发展了，它和医学联手，能克隆出一个个逼肖的动物，包括人本身，这却让人自己尴尬不已；物理学更是发展了，它发现了电子，发现了核子，给我们带来万能的电脑和巨大的核能。但它让我们的孩子“玩不思归”，尤其是它制造的广岛那朵美丽的蘑菇云，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德默克拉斯之剑”。总之，恰恰是推动现代文明最得力的那些科学门类，成了人类最严重的威胁。

　　人类的悲剧就在这里：每个科学家只关心他的发明成果，而不愿思考这成果会导致什么后果！

　　三、 人与世界的关系。

　　世界上有大国和小国，强国和弱国。小国和弱国总是战战兢兢，唯恐大国或强国欺负自己，尽管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也不得不每年拿出大笔的钱财购买武器。大国和强国则唯恐自己失去固有地位，或力争那种地位，拼命扩军备战并引起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不断追求杀伤力更大的武器。而在力量悬殊中，又催生出“恐怖主义”这一人类身上的恶性毒瘤，随时威胁着和平人类的无辜生命。

　　人类的悲剧就在这里：人人都宣称爱好和平，却人人都在防范别人；或者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或者出于心理上的猜忌，人类不得不每年耗费几万亿美元，让几千万人去从事磨刀擦枪的职业。而这大量武装的存在，成为世界最大的火药库，它阻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沟通，使科学偏离正道，制造着真正“世界末日”的恐怖。如果说，人与自然、与科学处理不当，会导致“慢性自杀”，那么由人所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心理猜忌有可能导致人类顷刻毁灭，或曰“猝死”！这是人类生存最危险的威胁。

　　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文学何为呢？

　　既然人类的生存危机根源于人类本身，那么要克服这种危机，只能从人自身入手了。在这方面，文学是大有可为的，因为文学首先是“人学”。它是追问和塑造人的灵魂的学问。

　　文学要成为人类实施“认识自己”的功能，首先要有“自审意识”。而自审意识的第一要着是树立“有罪意识”。这里的“罪”包括人出于利己的欲望掠夺自然、破坏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关系所犯的过错。

　　马克思说过：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仍然处于“史前阶段”。因此这个阶段的人依然保留着许多动物的原始特性，这就决定了在人的身上人性与兽性、善与恶并存的必然性。但在长期的“文明”熏陶中，每个人都学会了在社会生活中的伪装本能，以“善”的面貌见人，隐藏起“恶”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会诱发出来。你没有权，不会想到贪污受贿；没有钱，不会想到包养女人。中国有句俗话：“饱汉不知饿汉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的“饱汉”，一旦变成“饿汉”了，除非去上吊，就有可能偷东西。所以布莱希特有一句名言：“填饱肚子再来讲道德！”（《三个铜子儿的歌剧》）可见英雄和罪犯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个偶然事件会使人的面貌发生180度的倒转。因此尼采的这一观点受到普遍的重视，他说：“既不隐藏善，也不隐瞒恶”。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揭去“文明”的覆盖层，还人以善恶并存的本质。真正伟大的作家，本质上都是思想家。他能在人的灵魂深处发现更隐蔽的东西。所以鲁迅十分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的“灵魂挖掘得深”的本领，说他能在人的“罪恶深处拷问出洁白来”。同样，一个“洁白”的人拷问到最后，也可以挖出他的污秽来。拷问的手段很简单：权、钱、色、饿就可以了。这里的罪恶概念是广义的，也包括道德、道义层面。

　　欧洲表现主义时期，作家们广泛探讨了人的“罪恶意识”问题。普遍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有罪的社会里，人人都不同程度地沾上了一份。那时人们议论得最多的是所谓“无罪的有罪者”和“有罪的无罪者”这两个表述。德国伟大戏剧家布莱希特显然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迄今为止任何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他看来，在一个渗透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大染缸里，没有任何社会成员会是干净的。在他所有戏剧作品中，最让我赞赏的是《四川好人》。它令人信服地写出了同一个人身上善恶并存的实质。

　　人性中的恶是隐蔽的，有的则是某种不良社会惯性积淀在集体无意识中，例如大丈夫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以及鲁迅谴责的“吃人”的封建礼教等等。因此文学中需要一种“自审意识”。大凡具有现代意识的伟大作家，往往带有这种意识。他们经常通过譬喻、或“陌生化”的手段借以揭示这种意识。在卡夫卡的重要著作《诉讼》（一译《审判》）那里，作者使用的是“精神围攻法”：主人公一天早晨突然被两名警察宣布逮捕。于是他到处打听他到底犯了什么罪？但他越打听越渺茫。结果，他由最初的激昂慷慨不承认、不服气，到最后毫无反抗地任人处死。因为他在不断自我反省过程中，想到他在这半生中确实也做过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情。这样，他在国家法庭前固然是无罪的，但在道义的法庭前也还是有罪的。所以国外有人评价卡夫卡的时候，称颂他既控诉世界，也控诉自己。瑞士著名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老妇还乡》，作者也是让主人公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之中，经过一番紧张而徒劳的奔突，终于迫使他自我反省，意识到自己过去确实犯有罪过，并决心以死来赎罪，从而使主人公由原来的猥琐形象变成“伟大形象”。可能跟基督教提倡忏悔意识有关，欧洲人的自审意识是比较强的。在近代，法国的伟大思想家兼作家卢梭的《忏悔录》堪称典范。在当代，德国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的《铁皮鼓》、伯尔的《与一位女士的合影》以及另一位重要小说家棱茨的《德语课》等都以沉重的民族自审精神清算了德意志民族历史上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严重罪过。格拉斯还以《剥洋葱》一书对自己年青时一度失足于纳粹而进行自审。至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无论是来自社民党的总理勃兰特，还是来自基民党的总理科尔，都先后代表德意志民族在被屠杀的犹太人死难者墓前下跪，表示对本民族前科的忏悔，赢得全世界的谅解和赞赏。

　　在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先贤们如孟子就留下“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在现代，鲁迅是这一精神的伟大发扬者。他不仅“时时解剖别人，也时时解剖自己”，自觉地驱除身上的“鬼气”，而且他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审精神，他对“国民性弱点”的痛揭，他在小说《狂人日记》、杂文《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等著作中对传统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痛批，都是这种精神的鲜明体现。《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柏杨也堪称是鲁迅这一精神的继承人，也将是不朽的，我们应当继续发扬他们的精神，对民族文化中的负面影响进行全面的反思。

　　其次，文学要有危机意识。卡夫卡的小说《地洞》中有这么一句话：“危险迟迟不来，但又时时防备着它来。”那个小动物主人公的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堪称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基本写照。现代人类面临的危机主要是生态危机、战争危机、科学被滥用、被盗用危机。生态危机的主要表现是二氧化碳有增无已的排放，不仅直接损害人类的健康，而且造成地球气温的全面上升。气温上升造成冰山溶化，冰山溶化又导致人类生存的地盘日益缩小（据统计，近200年来，每百年上升1.1度。照此速度，500年后，地球上的许多岛屿和大片陆地将不复存在！）；地球升温还造成许多水生植物的疯长和水源性疾病的猛增。而直到目前，国际社会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还无法在减排问题上一致达成协议。生态危机的另一个表现是淡水资源的日益紧缺。目前至少有80个国家缺水，包括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有人预计，如果人类一定会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其根源很可能就是水。第三个表现是，人类迄今还不能有效对付新的瘟疫产生。第四个表现是人文生态日见恶化，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如古城镇、古村落、古建筑、古遗址等在建设中不断消失或遭破坏，使人类生命记忆的载体日渐减少，从而日益丧失精神家园。

　　战争的根源已如上述，战争的危机依然岌岌可危。冷战刚结束的时候，全球军费一度每年下降3000亿美元，可惜好景不长，现在又上去了，甚至更多！在这方面科学很尴尬：它的被滥用，增加生态的恶化；它的被盗用，战争的后果不堪设想。尤其是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一旦被恐怖势力掌握，人类就无法睡安稳觉了。

　　事关人类生存的问题，文学关注的空间很大。优秀的作家不仅应该是思想家，最好还应该是预言家。上世纪20年代，生态问题还没有突现出来的时候，德国表现主义作家德伯林就写了一部题为《山岳、海洋与巨人》的长篇小说，预言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掠夺，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书中对此有生动、强烈的形象化描绘。在德伯林的同时代人、俄国作家米﹒普里什文那里，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贯穿着他毕生的创作，不愧为生态文学的先驱者。生态问题危及全人类，需要全世界的通力合作，需要政治家们的一致努力。但由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发展水平不同，文明程度不一，协调起来十分困难。迄今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才有127个国家，至少还有80个国家没有签。但如果文学在这方面发出的声音很强，就会使政治家们感到压力，从而作出积极的决断。

　　第三，文学应有异化意识。“异化”最初是个哲学概念，早在19世纪，首先在马克思、黑格尔那里就有不少论述。那时他们主要从哲学、经济学出发，从生产劳动着眼（例如马克思）去探索异化现象。现代哲学，尤其是标志着“人道主义深化”的存在主义兴起以来，异化问题引起更大的关注，其概念也大为外延，涉及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领域，也获得更多的人文观照，文学因此成为在这方面浸润得最深的门类之一。正是在这股思潮中，人们才从原来并不出名的卡夫卡身上发现了现代文学的彗星。

　　异化的含义是指事物朝着人的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有悖论的性质。这跟与现代化相伴而来的现代文明的发展特点有关。这个话题上世纪80年底谈论得较多，那时人们主要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四个方面去分析。其中前三个方面上面都有所涉及了。其实按哲学家的表达只有一句话，即人不接受世界，或世界不接受人。世界对人是陌生的，是别扭的：你想多开发一些自然资源，结果自然要报复你；你追求社会平等，结果导致“大锅饭”；你打破大锅饭，却又带来更大的贫富悬殊！你崇敬领袖，结果使领袖变成了神，使你失去了自己的意志；你选他当人民公仆，结果他变成了人民的老爷…… 因此过去我国哲学家王若水曾经用经济的异化、思想的异化和政治的异化来概括这个范畴。当然还应该加上社会的异化和人性的异化。如上所述，我国推行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居民中的很大一部分变成了没有了兄弟姐妹、姨表姑舅的社会，这种明显的伦理缺失必然导致人性的变异。变异就是异化的过程。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

　　地球上有了人才会发生异化现象。因此人是异化的主导因素。要遏制异化，当然依靠人类自身。这方面文学是大有可做之事的：揭示、呼吁、抗议均可。这要求作家具有察微知著的能力，还要善于用第三只眼观察问题的思维方式。

　　第四，文学需要大爱意识。爱有大爱和小爱。大爱是一种人类之爱。小爱包括亲情的爱、情侣的爱、友谊的爱。这方面的爱文学从来都在写。可现在地球相对缩小，人类共同的利害和命运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只有大爱精神能够统摄这种全球性的人际关系。面对人类是继续生存还是自取灭亡这样的严重关头，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或狭隘的爱国主义都是不可取的。文学家和科学家都应该具有人类良知，超越国与国的界限，以人类最高利益说话。1860年，当法国作家雨果获悉中国的“万园之园”即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愤怒谴责他的祖国是“强盗”。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史学家井上清，针对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争议，发表了很长的文章论证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这两位作家和学者或者出于人类良知，或者出于科学良心，都不惮揹上“卖国贼”的骂名。上世纪40年代，美国科学家奥本海默领导制造了世界第一批原子弹。但当他看到原子弹爆炸后的可怕情景后，他向自己的良知发问。后来当美国当局任命他制造氢弹的任务时，他断然拒绝了！他的这一拯救人类的举动，受到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当局长达9年的审讯。那时，欧洲的文献剧思潮正在兴起，德国剧作家吉普哈特干脆将这一事件的文献记录经过一定的压缩原原本本搬上舞台，剧中科学家的困惑与无奈，令人十分感动。

　　这一人类良知的闪光，更是激发了具有大爱意识的瑞士戏剧家迪伦马特的创作灵感。他于60年代初写出了《物理学家》一剧，立刻轰动世界：一年半之内，仅在德语国家就上演了1500多场！迪氏借此剧表达了一个观点：科学成果一旦被军事集团利用，就有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危险。迪氏出于对人类前途的优虑，先后写了好几出涉及国际题材的剧作。其中1949年上演的《罗慕路斯大帝》一剧今天读来别有趣味。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在日耳曼军队兵临城下的紧急关头，他拒绝抵抗，理由是：罗马帝国在对世界几百年的统治中，积聚了累累罪恶。现在我要利用我的地位，充当世界的法官，来宣判这个所谓“祖国”的灭亡！当时看了，一笑了之，觉得这不过是一出人道主义的美学乌托邦。想不到40年后，世界上果然出现了罗慕路斯大帝的活生生的现代版，从而结束了两级争霸的“冷战”局面！

　　另一种大爱体现于深层的人性关怀，关怀那些处于危机中的个人。一个正常的人由于主客观原因，有时会突然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从而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行动：有的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采取报复社会的手段。对于后者，最近两年我们就遇到了震惊世界的两个特例，一个是去年发生在美国的南朝鲜学生的校园枪杀案；一个是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案。无疑，从有死罪的国家法律观念看，这两个人都是死罪，谁都不应该有异议。因为他不仅杀人，而且滥杀无辜。但文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文学还必须从哲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等等角度去追究和分析导致这个平时的正常人陷入精神危机的种种主客观因素，到那时你也许会发现其中会有值得你同情的地方。这时就可以说，你从“罪恶的深处拷问出洁白来”了。难怪去年美国那庄枪杀案发生后，美国有一群人，可能主要是信教的人举行集会，不是谴责，而是忏悔；他们口中念念有词，说：太对不起了，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帮助你……。这里，他们把任何人都当人了！这就是“大爱意识”。它与存在哲学和基督教教义都有关系。

　　过去我们的文学不懂得现代人文理念，不懂得存在哲学，往往简单地把文学与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等混为一谈，搞大批判总是乱点鸳鸯谱。如上世纪70年代，文艺界曾奉命批判一批说是“美化军国主义”的日本影片。其中一部叫《山本五十六》。说的是二战后期，日本海军即将全军覆没，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对战争已经绝望，内心矛盾重重，出于“服从是军人的天职”的信念，他不得不奉命作最后一次出征。画面上是一幅严峻而镇定的神态。这里描写的是人突然处于特定处境中而无法摆脱的精神危机，有存在哲学的观照。根据存在哲学的语境，象山本这样参与侵略战争的重要军人，在历史学家的笔下，他无疑是有罪的战犯，但在文学家的笔下，他应该是被关注的对象。因为历史学家注重的是事件的结果，而文学家注重的则是事件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他陷入了矛盾的困境。须知，写人的思想情感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正是文学之所以是“人学”之所在。

　　第五，文学要有大生态意识。刚才讲的大爱意识还只是一个人类范畴的概念。树立大生态意识则需超出人类范畴，以地球为背景建立一种大生命系统。这意味着本文开头时引用的莎士比亚那两句名言即“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主宰论”的过时 ，重返我国古代老庄提倡的“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生态哲学。在这里，儒家的“仁”也是扩大的“爱”，不仅施于人，而且施于天地万物，“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程颐），“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朱熹）。在这方面，中国哲学或文化与西方确实有明显的分野。你看西方的雕塑，从古希腊起，无不着力表现人的壮实和强健，具有征服者的力量。再看那里的建筑，还是从古希腊起，在没有现代的动力机械的情况下，用那么巨大的石头垒筑房屋，表现出人对于自然具有一种何等的意志和决心。可你看中国，而且唯独中国，从古代到清末，从来都是用木头建造大型建筑的。这使专门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也大为惊奇。但他最后得出结论：中国人亲近自然。难怪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回归自然者也比较多。象《桃花源记》这样的作品在国外很难见到。再看中国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简衣素食，清心寡欲，与自然几乎没有冲突。

　　但少数知识精英的识见和理论以及部分生活现象能够足以证明中国人已经做到普遍与自然和谐了，当然不是。在与自然关系中，普遍还是以人的利益为中心的。见了毒蛇猛兽，谁不喊打喊杀，必欲除之而后快？至于弱小动物，有几个人不曾把它们当美餐？有谁没有对它们有意无意地虐待过？比如许多人把笼中鸟当作爱鸟之举，有谁象我国大画家郑板桥那样发出谴责之声：“我图愉悦，比在囚牢，何情何理，而必屈物之性以适吾性乎！”有谁象奥地利大诗人里尔克那样，为笼中《豹》大鸣不平，说这样做在让“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象这样的诗人、艺术家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前就把他们的爱心扩展到了野生动物身上，为它们的自由天性受到侵犯而痛心疾首。他们真的在把这些野性生命看作自己的同类，看作人类的朋友了，他们不愧为大生态意识的先驱者，值得人们深思。可惜这样的先例毕竟还太少，所以我们离大生态意识还相差甚远，我们的生态环境恶化的速度和程度依然令人担忧。我们的盲点还很多，死角还不少。因此提倡大生态意识仍有大声疾呼之必要。在这里，“地球村”的概念值得借鉴，它不仅适用于人类世界，也适用于人与万物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