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中国至少从春秋战国起就有了灿烂的文明，拥有绵延5000余年的丰富而深厚的文化传统，但是约从明代中期起，即15世纪以来，我们却开始衰落了！而差不多与我们相同时代也有过灿烂文明的古希腊，经过了中世纪将近千年的委顿，恰恰从这时候起开始复兴了，而且其古文明的精神在全欧洲发扬光大，孕育了所谓“普世价值”！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逆向现象呢？我想这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被它制约的文化传统很有关系。

        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什么呢？根据已故李慎之先生的概括是“专制主义”。这个结论是否科学另当别论，但这个专制主义在我国延续的时间之长、之坚固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鲁迅先生对我国历史的洞察是鞭辟入里的，直到1928年，虽然中国的封建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他依然深沉地慨叹：“旧社会的根柢是非常之深厚的。”我虽然比鲁迅先生晚两代，但他的这句话时时都还在引起我的共鸣。“旧社会的根柢”即专制主义，它之所以深厚，我认为主要因为它一直贯穿着专制主义统治者的这一政治哲学，即所谓“天不变，道也不变；以不变应万变。祖宗之法不能变。”这个“祖宗之法 ”就是这句话里的“道”，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核心，是专制统治者的基本原则。其他一切的“变”都是方法，都是为了维护“不变”这个根本目的的。

        这个以“不变”为宗旨的所谓“祖宗之法”铸造了它的子民的精神人格和民族的文化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人的精神人格是保守性的，是守成型的。不象一般的欧洲人那样是进取性的，是开拓型的。我们的同胞的思维方式是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看到前人有过的成就就高山仰止，不断的效仿、重复，不思也不敢超越前人。不像西方人那样，前人的成就是前人的，我则要走自己的路，因此常常超越前人，因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一批开拓型的人物。他们眼前没有“传统”的屏障，凭着自己敏锐的嗅觉，最先探悉到新的时代的审美信息，便不顾一切地进行异类创作，或迟或早引起一股思潮，从而开一代新风。一部欧洲文学艺术史，就是一部艺术形式和风格不断更新换代、艺术理论和观念经常变革和翻新的历史。鲁迅以他睿智的眼光纵览世界，曾经用了六个字概括了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特点，说中国人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喜欢“探未知”。这两种思维习惯的优劣是很明显的。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春秋时代的思想家群星灿烂，后来却变得廖若星辰了呢？除了董仲舒和朱熹，在世界上有影响的还拿得出几个？可你看欧洲，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到今天德国的哈贝马斯，每个时代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有一长串：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阿奎那、马基雅弗里、培根、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休谟、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谢林、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德里达……。我想，这跟他们善于“探未知”特性很有关系。

        两种不同的国民性格形成两种不同形态的民族文化。开拓型的国民性格形成阳光型的民族文化；守成型的国民性格形成阴柔型的民族文化。因为阳光型文化而导致西方人最先推动了先进生产力，从而取得工业革命的专利，这个专利直到今天的信息时代依然在生效。因为重守成的阴柔文化而导致我们在关键时刻失去世界眼光，莫名其妙地叫停郑和的继续航行，从而葬送了海上强国的地位。这是中国走向封闭和衰落的信号和起点。

        恪守“祖宗之法”的惯性思维阻滞了国民的创新意识。这不妨拿建筑做例子，因为建筑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符号。西方的石构建筑从古希腊的巴特农神庙到今天的中国“鸟巢”，其间在风格上更新换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充分展现了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可我们的木构建筑早在秦代就已经形成现在这样的基本面貌，除了细处上有了改进和提高，但在整体风格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也就是没有更新过，有的建筑专家讽之为“两千年一贯制”。迄今不到一百岁的西方建筑被联合国列入“人类遗产”的至少已有三座，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木构建筑还一座都没有！我国书法史上有过的那些独树一帜的字体＝＝王体、颜体、柳体等等被多少人一代一代模仿着。我国的绘画史也不例外，按吴冠中先生的说法：百分之九十都是重复之作！长期以来我们喊过多少次“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直到加入WTO以后才发现，尽管“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世界，但属于“中国创造”的品牌却少得可怜！再往深处一想，自从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围绕我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发明何止千万，但不要说象核电站、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这类划时代的发明与我们无缘，就象电视机、电话机、复印机等等这样的日常用品的发明我们拿得出一件吗？这与我们世界仅有的文明古国的称号和世界五分之一人口比例的国度是极不相称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智慧不如别人，相反，中国人的智慧是世界第一流的，这是举世公认的。唯一阻碍我们的是积淀在我们集体无意识中的“不变”的惯性思维方式和习惯。在思维型领域，为什么同样的华夏子孙一走出国门就有人拿到诺贝尔奖，就有玻璃金字塔这样的警世杰作让世人赞叹，而留在国内的同胞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就是这种不求“変”的纵向承袭的惯性思维在继承文化遗产上阻碍了国人的创新思维，使许多国人步入误区。在他们看来，继承传统就意味着把前人有过的形式和风格一代代传承下去。仿佛艺术的形式和风格早就被我们英明的的祖先们穷尽了，后人的使命只要不断复制就行！因此他们总是俨然以传统守护神的姿态，不断高喊“弘扬传统”，口口声声嘱咐人们不要数典忘祖，离经叛道。他们尤其唯恐人们“反传统”，视之为大逆不道。殊不知，传统象一条长河，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和宽广的，就是说，它必须不断地添进后人的创造。因为在人类艺术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永恒不变的艺术法则和审美形态。人们的审美意识从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迁的。正如雨果所说：再美的东西重复一千遍也会使人厌倦！我们如果把“喜新厌旧”这句成语的概念加以拓宽，它完全符合美学发展史的规律。因而才会出现西方艺术史上频频更新换代的现象。而在这些现象的开头，都有过“反传统”的思潮。在这里，“反传统”乃是一种创造思维。反传统的人并不是不要传统，他只是不重复传统而已。因为重复是匠人的习性，而创造才是艺术家的本色。因此真正的艺术家都以颠覆为使命的。正如新近我国一位美术家所说：“传承是一种美德，颠覆是我的责任。”他这里的“传承”照我的理解是指前人的艺术创造精神，而“颠覆”则意味着在形式和风格上不步前人的后尘。在这问题上，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倒说过一句很内行的话：“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齐白石的这句话更是至理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可以说，现在凡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都以重复为耻，他既不重复前人的，也不重复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复自己的；追求独创是他唯一的职守。在这方面，请大家回顾一下20世纪的西班牙。西班牙是个艺术传统十分丰富的国家：文艺复兴时期产生过格列科，浪漫主义时期产生过哥雅这类世界顶尖级的艺术家。尽管如此，20世纪的毕加索、达理、米罗以及建筑中的高迪等人还是来了个激烈的反传统。结果，他们的辉煌成就不仅大大丰富了西班牙的艺术传统，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西班牙的国家文化形象。

        因此传统是有二重性的。一个民族拥有悠久、厚重、丰富的文化祖业，它可以振奋后人的民族自信心，激发后人的艺术创造的勇气，使传统的大河越流越宽广。但它也有可能成为后人“不动产”的资本，以“祖上”之“阔”来自炫，滋长惰性，只知重现前人之辉煌，不思继续创造和超越，从而成为前进的包袱。我认为郑和以降的中国人就属于后一种状况。中国的衰落从内因讲根源于国人创造意识的丧失，而创造意识的丧失又根源于封建统治者世代坚持的“不变”的宗旨。鲁迅对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弱点”的洞察可谓慧眼独具，阿Q的那句口头禅“我祖上比你阔多啦”的腔调在相当多的中国人那里都可以听到，甚至直到现在依然能听到它的不小的余响。最典型的例子是近年来“重修圆明园”的呼声，其理由是所谓“重现昔日造园艺术的辉煌”。不错，昔日的圆明园确实是辉煌的，它在中国园林史乃至世界园林史上的重彩是抹不掉的。但我说过，“美是不可重复的”，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美，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它的美也就成为历史了！一个有时代意识的真正的艺术家，他是不会把他的聪明才智用来去重复前人或他人有过的东西的。他是不屑于做这种“没有出息”的模仿事情的。他更愿意发现和探掘属于他的时代的美。对他来说，与其用200亿钞票去仿制一件古董，不如用这些钱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和新的建筑学原理建造一座标志我们时代的园林杰作，从而为中国园林史增添崭新的一页，那不是有意义得多吗？何况谁都知道，昔日的圆明园如今已成了入侵强盗的“作案现场”，成了中华民族最后那段苦难历史的最有力的见证，因而成为隽刻在国人脊梁上的、不可触动的国耻纪念地。任何一个有民族自尊心和文物意识的人都不会赞同为了一个复制品而毁掉一件无可替代的、不可再生的珍贵文物的。

        这类复古呼声不可小视，一年多以前，一个刊物曾经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其中宣称：“我们需要重建的古建筑不是圆明园的5200亩地基上的16万平米的中西建筑，而应该是它的几千万倍。”因此他主张，在一定时期内诸如阿房宫、汉皇宫、唐大明宫、南宋大内、甚至北京城墙都要局部或全部重建。而重建圆明园就是这一努力的“里程碑式的龙头工程”。他甚至还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振兴和繁荣”。殊不知，这种为了摆祖上之“阔”的狂热正是一部分国人艺术创造精神衰退的表现！这里必须附带指出，这位作者在文末还盗用我的名义无中生有地杜撰了这么一段话：“在重建讨论中已经有不少研究者，包括叶廷芳先生提议在圆明园遗址建成一个万园之园，成为20世纪造园艺术的新高峰”。（见《出版广角》2007年第七、八期，作者：孔则吾）这真让人吃惊：我在什么时间或场合说过这样的话？20余年来，关于圆明园问题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在阻止人们在圆明园遗址重现昔日辉煌的努力和愿望，我怎么可能说这样相反的话呢？

        总结人类文学艺术的历史，在继承传统问题上，我们得到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继承前人的艺术创造精神，而不是简单的形式和风格，否则，不但弘扬不了传统，反而只会窒息传统。这在近代欧洲有过深刻的教训。17世纪的中南欧出现过一股“怪异”的审美风尚，即巴洛克艺术，席卷了文化艺术的各个领域。这在当时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者看来是违背文艺复兴传统的歪风，故文学艺术家们始终不肯予以承认。三百年多后，直到19世纪80年代，瑞士艺术史家沃尔夫林经过对巴洛克和文艺复兴的深入研究后指出：恰恰是巴洛克继承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创造精神。果然，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文学艺术在20世纪广泛出现，我视之为这是巴洛克“基因”的复活（这也是德国作家格拉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而一心想把文艺复兴的美学特征定于一尊的古典主义自从遭到浪漫主义的重击后，这时早已寿终正寝了！

        正因为传统是有二重性的，而我们的传统又是丰富的，因此我们当前的首要责任是反思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