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材为何革不了命

               吴礼明

　　中小学教材为何革不了命，个中情形极为复杂，现仅就基础教育的现状谈几点。
　　我真正关注教材是在2003年，当时以为旧教材语文学科性质、任务与教学原则等问题严重，需要对陈旧选文进行大量替换。这一点，现行教材基本能做到，在走过了以弥补文学类、经典类来彰显对文化传承与文化品位之重视的经典化，又经过了以补充大量时文而增加生活与时代之含量的生活化之后，应当说选本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除人教版之外，苏教版、北师大版等相继出现，初步显现了“平等竞争”的活力。不过，虽然政府性教材垄断的局面有所改观，但离真正依靠社会综合力量尚有较远的距离，仍有几处瓶颈亟待解决。
　　一是选本的标准仍然较低，难以体现“显示其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展示于时代以其最优秀、深宏与博大的部分”，以及“体现民主与包容精神的同时，选取那些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作深深探索的精彩篇章，包括公理，正义与良知，以及全球历史上曾经共同关心的与正在关心的种种主题”。对人性与生命的关涉仍有待提高，凝聚着思想精华的选本还需要不断遴选。二是实践教材的一线教师的声音仍然很微弱。就具体的教学来说，虽然教材已有不同品类，但事实上仍然属于一统性质的通编教材，弹性空间并不大，仍然是束缚教师手脚的紧箍。
　　就前一个问题来说，虽然教材的政治目的与政府性垄断有所淡化，但教育外因素的牵制与社会各种争论异常激烈。尤其是互联网时代，教材的任何一点更动即引起强烈的反应。比如被指弱化革命与战争，去年上海二期课改历史教材就遭到停用。其原因是前一年《纽约时报》发表约瑟夫•凯恩的报道《毛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触动了中国社会很多人。而长沙高中新教材也因将世界大战的内容“请”出必修本，而倍惹争议。
　　所以，目前毋须谈及教材的“革命”，基本只是边角的修理。即便如此，动作稍大即引起某种程度上的恐慌。去年北京市高中语文课本“大换血”，《雪山飞狐》替《阿Q正传》，《许三观卖血记》代《陈奂生上城》，《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换《孔雀东南飞》……不少传统篇目淡出，引起了社会各界一片哗然。报道说，“一直以来，语文这门学科就承载了太多太多：语文课不仅需要教会学生正确规范地使用汉语进行表达，同时还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语文课文不光注重文学价值，还注重思想内涵”，所以这一“换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
　　如此看来，过强的政治束缚解除后，社会心理层的作用力依旧强势。而单纯地归咎于所谓政治力，就直接的现实性而言是不够妥当的。教材更新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如果打破之则要冒相当的风险。而这种一浮出水面即争论的现象，说明教材编写的开放性仍面临很多难题。在言论自由等被社会进一步催化的情形下，困扰教材更新的，是很多学术问题仍然纠缠，比如历史问题上的民族英雄归属，语文教材中的传统典籍定位等，都没有获得较为明显的解决。长期以来，学术界要么扮演着全力支持的“听话角色”，要么将自己装扮成江湖快客而欲与“分庭抗礼”，却没有紧随社会空气的逐渐开放，拿出社会同期都能够接受的妥善方案。由于学者们对社会惯性的认识不足，致使新编教材中时常匆匆上演一幕幕后现代舞剧。
　　而且，随着教材改革的深入，难度似乎越来越大。据《法制晚报》2007年8月27日报道，北京新课改第一年，教材和参考书达340种，其中还不包括校本教材等。出于对将来的高考、会考的忧虑，不少家长为孩子将新旧两套教材都备齐。所以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每一次的教材更新，都带来更沉重的教学负担与课业负担。归根结底，是基础教育应试一条龙的致命的格局被有意漠视，由此抵消了教材的革新在教育理念突破上的任何价值。
　　就后一个问题来说，长期应试环境已经养成了大量师资人员的过度依附，不少教师甚至成了抵触教材改革的强大力量。
　　我在考察2005年金庸作品进读本事件时注意到，很多学生拿课本就喊累，看起课本就想睡，本来很喜欢金庸作品，认为进入教材而被老师的讲解所糟蹋才是真正痛苦的事情。事实正是如此。在应试全国一盘棋下，为应试目标的落实，很多教师对教学内容作出有利于应试的处理，甚至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极力引向应考“考查点”。而一堂堂光艳的公开课，也都是基于“预设问题—明确要点”的应试打磨，并且已经演绎成通行的课堂范本。而“工具说”在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后，已然形成了一套由娴熟的技巧所包裹的朝向知识技能的传授与目标的设置，以致于课堂达到了并不需要依赖教授书本，而只依赖训练试题就可成就应试高分的辉煌程度。也就是说，教材在具体教学中已可有可无。
　　此外，信仰“人文说”的教师，在课堂上刮起人文教育旋风，过分关注所谓人文因素在语文课程中的价值定位，并以更新学生的知识结构使之不受“陈旧观念”影响，从而“培养现代公民”为己任，强迫学生去思索那些脱离文本的空洞内容。他们先入为主，乱贴标签，进行“反复制的复制”，以致于课堂上强说勾连，对文本外的资源进行无尽的搜索与疯狂的占有，致使语文教学课成了思想教育课。所以教材在这一批揠苗助长人的视野中，充其量只是一个引子。人文说并未给人憧憬的教学思路，对于课程的合理架构也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如此做法，还会造成“工具说”不可或缺的错觉，影响极为恶劣。
　　列举工具说与人文说两种做法，只是想说明，如果教学意识游离于教材之外，而结果并无检验，那么教材革新的价值在哪里呢？所以教材为何革不了命，远比想象的要复杂。
　　中小学一线教师游离于教材之外，这一点固然是政府性培训的过度膨胀与教师私人性发展空间的极度萎缩所致。但对基层教育实际的漠视，也使得教材编写者往往对基层实践教材的广大教师的热情与能动性缺乏足够的关注。中小学教师一直被排斥在教材编写之外。长期以来教育部门都是采取“防教师体系”，教师仅仅被界定为教育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参与者。而教师在教材建设中长期缺位，使得教材成了与己身无关的存在，所以革命与否，均引不起任何强烈反响。这一点，与教育外的强烈反响恰恰形成了一个鲜明比照。
　　教材要能够革命，就不能排斥基层教师的参与。虽然一些教材出版商也约请个别老师参与，但仅为扩大利益宣传之用，并非出于学术与教育的考虑。如果希望新教材实践，能够使新伦理与新价值不断地呈现出来，渐次地形成一定的异彩纷呈的小气候，那么，就必须吸纳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教育题中应有的“教育伦理过滤”功能，却在很多新教材的遴选中被轻轻地撇除了，致使很多教育的毒素还残留着。而那些真正好的作品，反映人类最为普通的情感与思想的作品，仍然是稀缺品。比如新近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藏羚羊跪拜》，再如，小学课本里的《检阅》、《卧薪尝胆》、《母亲的账单》等，在我看来颇有一些如闻一多先生所说“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的感觉。教材编写一定不能漠视人文意识，漠视其伦理道德对知识的过滤。也就是说，教材更新的依据与功能需要进一步明确。而在文体上，不够活泼多样，不能够与已有教育研究成果相结合，体现学生随年龄和阅读习惯、阅读能力不断增长的较为实际与科学的阅读结构和阅读序列，也未免让学生失去更多的阅读趣味。
　　最后，教材如果想有一个真正能够革得了命的表示，需要对“可操作性”进行深入研究，否则教材仍然面临着教学事实上的真空的窘局。这一点向来是教材研究与编写的薄弱环节。必须研究出一套能够破解应试教育的机械训练的方法，否则，即使与国外的同等教材相比毫不逊色，就像中国与英国剑桥大学合编的英语教材，也因为应试的拖累，而难免“泯然众人”的结局。

　　（福建教育出版社《明日教育论坛》丛刊第47辑）

附：《明日教育论坛》第47辑有关目录
视点聚焦·教育之声
话题：中小学教材革不了命
　吴礼明　　中小学教材为何革不了命
　许锡良　　中小学教材迫切需要改革
　高广方　　教师对教材不应该无所作为
　黄剑峰　　教材改革依然路漫漫
　子　虚　　教材革命：不准革命与静悄悄的革命
　托　地　　为什么小学语文总是一张干巴脸
　夏　荷　　繁漪为什么进不了中学的舞台
　陈　远　　硬伤累累的文章何以编入语文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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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3教师质疑小学语文课本用美德“绑架”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