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龙" 的对外翻译最好用汉语拼音 Long

       据媒体报导，上海市公共关系学会副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目前正领衔搞一个重构中国国家形象品牌的项目，中国形象标志可能不再是龙。之所以考虑"弃龙"的原因是，龙的英文Dragon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中国使用龙作形象标志往往引起西方人对中国产生不合实际的误解。

       这一消息在媒体上一传出，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应，绝大多数读者明确表示反对"弃龙"。鉴于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龙的外语翻译上，因此有人建议重新翻译龙。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民网网友、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黄佶，他最近在其新民网博客上发表博文，高呼要“为龙正名”：将中国龙英译为Loong，弃用错误翻译Dragon，并认为这是避免中国龙受到误解的根本之道。也有不少人建议，中国政府机构应该把龙作为专用名词统一对外翻译为Loong。

       我本人对于有人把龙英译为Loong没有异议。但我认为，不宜把龙作为专用名词统一对外翻译为英语的Loong。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英语虽然是世界上使用很广泛的语言，但正式使用英语作为国家官方语言的只有美、英等少数几个国家，因此，不应把龙的英文翻译Loong一词硬性强加给世界上绝大多数不使用英语的国家。无论对于那些不使用英语的国家还是对于中国大陆人来说，Loong都是一个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词。

二、如果中国官方机构把龙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对外翻译，那么就应该按照联合国和世界各国现在通行的做法来做，即在翻译专用名词时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按照汉语拼音把龙翻译为Long, 而不应仅仅因为李小龙(Lee Siu Loong)等人的名字中使用了Loong，就不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从而给中国专用名词的对外翻译造成混乱。

三、从在世界上传播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使用汉语拼音Long。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正在世界上积极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外国越来越多的中文专业或学校也在按照汉语拼音学习中文，中国人在对外传播龙这一象征中国的专用名词时理应带头使用汉语拼音，作推动中文规范化的榜样。

四、龙的形象在中西文化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异，但在西方国家中对龙的看法也不是都是负面的，没有区分和鉴别的。中国应该高度重视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但也没有必要听风就是雨，闻龙色变，草木皆兵，匆忙作出过于敏感的反应。关于西方国家对于龙的看法也是有区分和鉴别的，我这里举德国作为例子: 在德国几乎各个图书馆都备有的<<布络科豪斯百科全书>>和<<迈耶百科全书>>关于"龙"(Drache)的条目中，都明确指出了"龙"在东亚和中国具有幸运、皇帝等的象征意义。而在维基百科的德文版中，则不仅直接使用汉语拼音Long来作为条目，而且对中国的龙作了详细解释和图示。

五、一般有点世界知识常识的西方人都知道，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风俗文化，不会因为中国人崇拜龙而把中国人看成是邪恶的和富于攻击性的。那些用西方邪恶的和攻击性的龙来比喻和攻击中国的西方人，往往都不是孤陋寡闻的山野村夫，而是见多识广和满腹经纶的记者、政治家和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等之类的人。因此，在西方国家为中国龙正名，无疑是十分应该的和必要的，但不要把此事看得过于单纯和简单，以为给中国龙换个英译名西方就不会再"误解"中国。给中国龙正名仅仅是中西文化交流这一艰难长征中迈出的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很长。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从根本来说要靠中国“硬“和“软“ 两种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此外，我还想指出一点: 虽然上海外国语大学那位教授的"弃龙说"引起了大多数网友们的强烈反对，但我感到不应否认其搞重塑中国国际形象项目的良好动机。他的问题也许出在他考虑问题时的顾此失彼，为了消解西方人的误解，而不惜淡化以至抛弃龙这一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他的"弃龙说"引起中国"龙子龙孙"的众怒是自然的，如果"龙的传人"都对此无动于衷，那中国文化就真的病入膏肓了。由"弃龙说"引起的激烈反应可以看出，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引起人们尤其是有关专家和学者们的注意，即在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为了乘西方的"车"，而割断民族文化的根，迷失回家的路。

4月19日，中国学生和华人在柏林游行集会，抗议德国媒体不公。今天刚参加了中国学生和华人在柏林举行的反藏独游行集会，现把当场拍摄的照片选几张放到这里供网友们欣赏。

这次游行集会是由中国在德国的学生和华人组织的，并得到了德国联邦内政部和柏林警方的批准。参加游行集会的有柏林和几个城市的中国学生以及在德国的华人。参加游行集会的人员于15时在柏林市中心的弗雷德里希火车站(S-Bahnhof FriedrichStr.)外面广场上集合，然后，游行队伍举着中国无数五星红旗、德国黑红黄色国旗、北京奥运旗帜和各种各样的标语牌和纸板，喊着北京加油等等口号，浩浩荡荡，秩序井然，沿着柏林最繁华的弗雷德里希大道(Friedrichstr.)前行，在Stadtmittel折向西，经过莱比锡大街(Leipziger Str.)、联邦参议院(Bundesrat)，走向集会的地点波茨坦广场(PotsdamerPlatz)。站在街道的一侧远远望去，游行队伍就像一条火龙在柏林的中心大街上穿行。各个游行队伍在波茨坦广场上集合，那里顿时成了红旗的海洋，集会上学生代表、华人代表发表了反对藏独打砸抢杀暴行、抗议德国媒体片面报导西藏事件的慷慨激昂的讲话，发出了中国人的声音。最后，组织者还别出心裁，用人组成了奥运的五环图。在18时多集会结束时，游行集会人员检走了地上的垃圾，留下了一个干干净净的广场。据说今天参加游行集会的至少有3000人。这是中国人在德国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游行集会，一次向德国部分政客和媒体对中国人的偏见和傲慢发出强烈抗议声音的游行集会，也是一次文明礼貌、井然有序的游行集会!

4月19日15时，中国学生和华人在柏林弗雷德里希火车站(S-Bahnhof FriedrichStr.)外面广场上集合

停止造谣，西方媒体! 停止造谣，德国媒体!

1950年，西藏废除农奴制!

抵制奥运会，等于建立新的柏林墙!

抵制奥运会，等于建立新的柏林墙

游行队伍行进在柏林市中心繁华的弗雷德里希大街上，队伍里间或看到外国人同行。游行队伍高举的横幅标语上写的是: 抗议德国媒体煽动民众!

停止造谣! 千次谎言也不等于真理!

游行队伍象一条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火龙穿行在德国首都柏林的大街上。

这里就是柏林的波茨坦广场了。每年的柏林电影节就在这里举行。

"你们将会认识真理，而真理将会让你们获得自由。"

一个外国老太太举着一块标语牌，上面写着: 保卫工人国家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 反对达赖喇嘛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挑衅!

几个老外对五星红旗感到很新奇，其中一个使劲摇动

几个老外也想散发材料，但游行队伍里没人要。我也没好意思要，所以现在我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属于哪个派别的?

德国警车前面开道，警察和警车在后面跟随。车在后面跟随。

前一时期托国内一个朋友为我买了一些书，近来事情多，有空时也没心思写博客, 就顺便拿起其中一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中国史话看了起来。这本书的书名是<<呐喊中的图强变革>>，关于书的内容, 书中是这样提示读者的:

                      "暮鼓晨钟里的血雨腥风

           席卷神州的觉醒奋发

           描绘励精图治的少年中国

           展示庚子国变中的翻天覆地

           重现觉醒者们的生死豪情"。

除了在书中看到了在我看来不应该出现的一些错别字之外，我对此书总的评价很高。中国人不能忘掉自己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而这本书就正好可以增加读者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书中涉及的这段历史感人, 作者的文笔也不错。

看此文的过程中, 自己的心情也常常随着事件的起伏而激动不已, 久久难于平静，尤其是中国赔偿列强银子的数量之多,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震撼了我的神经: 那一共是9亿8千万两,算起来足够建立160支北洋舰队的!!!  别说建立160支,如果近代中国政府清醒,忧患意识强,就是建立8支，10支或20支北洋水师那样的舰队,中国也不致于在对付列强舰队进攻时被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清朝政府有银子不用来加强国防,光顾吃喝玩乐,享受歌舞升平,到头来被列强打败，自己忍受奇耻大辱不说, 还得把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乖乖地送给人家，让整个国家和民众跟着倒霉。真是愚蠢透顶，祸国殃民。     

书中透露, 1901年9月7日, 李鸿章和奕 匡+力(南极星的中文软件怎么没有这字? 真是字到用时方恨少!) 代表清政府, 与11国 (它们是: 德国、奥地利、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 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 因为这一年, 是中国农历辛丑年, 所以该议定书被称为<<辛丑各国和约>>, 简称/史称<<辛丑条约>>。

根据该条约, 中国要向上述帝国主义国家赔偿4亿5千万两白银, 39年还清, 年息四厘, 以海关税、盐税等收入做抵押担保。合计总共是九亿八千万两白银。这笔赔款对中国人来讲, 无疑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当年清政府, 全年的财政收入, 不到9千万两白银。 赔款9亿8千万两, 是整个中国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曾经排名世界第六的北洋水师, 其全部组建经费是600万两白银!!!  庚子赔款9亿8千万两白银, 可组建160支北洋舰队!!!  

由这赔款一事, 我联想到了甲午战争, 我们假设:  如果当时中国不是由一支北洋水师, 而是由三支, 八支, 甚至20支北洋水师参战,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还会输吗?  我想很可能不会, 理由是: 一, 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技术上的不熟练和经验不足; 二, 物质上的整体优势可以转化成精神力量, 改变整个军队的精神状态。 

此外, 我也联想到, 国内的个别人, 国外的一些人, 尤其是那些当年曾侵略和掠夺过中国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 过去曾不时指责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生活贫困, 穷兵黩武, 制造两弹一星。他们对中国制造这些东西很不开心, 确切来说是最反感，最反对。你们不是自称是人民政府吗, 怎么不关心不少人民的疾苦呀? 他们装扮出一副比中国人更关心中国人疾苦的样子, 真是很滑稽可笑。其实, 他们真正担心的是, 他们今后再侵略和掠夺中国就没有象过去那样容易了。

我也联想到了最近国内对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义和团问题的争论。平心而论，我认为, 研究历史或对历史感兴趣的人, 对历史上一些事件或时期进行一些新的探讨, 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是正常的, 也是应该的。但事实求是地说，目前的这场讨论不怎么平常和简单。我感到，一些人似乎不是在正常的研究中有新的发现和看法, 而是在按照自己现在的政治需要去重新"塑造” 历史，使其符合现在国内外一些人所主张的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具体地说,他们是要反思历史, 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 比如对义和团, 李鸿章, 孙中山, 毛泽东等等,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他们给人一种要把过去的历史进行”颠倒”的感觉, 即把迄今爱国的说成是野蛮的, 实际上是害国的,把迄今卖国的说成是识大局的, 理性的, 因而是真爱国的。他们给我的印象是，否定义和团仅仅是这一反思或”颠倒”运动的开始, 紧接着来的就是否定孙中山, 自然重点的重点是否定毛泽东。这样一路否定下来, 整个中国近代史就会被他们颠倒过来。按照这些精英人物的逻辑，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包括义和团的死者, 不仅是白死了，而且还因为自己不识时务, 不懂国际规则, 不文明理性, 甚至是无知和野蛮, 而招惹了列强，为国家带来了损失，是历史的罪人; 而那些历史上主张对列强妥协投降的人, 则是识时务者, 也从而是真正的爱国者。看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 使一些人误以为,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走的路都是错的, 中国在经历无数灾难之后, 现在到头来还得与西方文明“接轨”, 还是不得不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按照这些人的逻辑, 既然如此，何不当初呢?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些人之所以如此跟义和团成员、孙中山和毛泽东过不去, 正是在他们眼里，这些人仍是阻碍中国全盘西化的不可逾越的精神障碍。我想，这也就是国内一些人和国外势力遥相呼应, 不断“反思“义和团, “颠倒”孙中山和“拆卸”毛泽东的主要原因。

思想开小差了，现在再回到本文主题庚子赔款上来。对庚子赔款, 各列强国家在起初要求的更多, 而且它们因各自所处情况不同, 在中国的利益不同, 而对中国赔款持不同的态度。

俄国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 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 它商业不发达, 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也不多。由于穷兵黩武, 连年战争, 以及企图建设一个控制远东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提出的勒索和高, 要求赔偿1,3亿两白银。

德国采取的也是很激烈的态度。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 企图建立一支和英国抗衡的海上舰队, 所以提出了4亿马克的赔款。相当于俄国提出的赔款。

法国要求的赔款, 也多达7千多万两白银。

以上这三个国家, 都是在华商业利益较少的国家。他们要求赔偿要以现金的方式, 一次付清。他们似乎是想在中国一次吃个饱。而其他一些在华商业利益较多的国家, 比如英国、美国和日本等, 则害怕过多的赔偿压力, 会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 从而损害自己的商业利益。 因此, 它们在报价时, 主张将赔款数额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

中国的清朝政府与列强各国最后确定的赔款数额, 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 远远超过了联军损失的不知多少倍。所以有的网友称，庚子赔款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欺诈。它让列强们兴高采烈。俄国公使在向沙皇汇报时称, 这是一场最够本的战争. 美国人最初认为, 只要能够得到100万两白银就满足了。 可实际上, 分给它们的是3千万两。 列强说, 4亿5千万两白银, 4亿5千万中国人, 人均一两, 不算多。看这些帝国主义的强盗是多么的贪婪和可耻!

据书中透露, 慈僖太后开始对列强态度还挺强硬的, 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范围内，还表现了对外的抗争精神。在联军打进北京后, 慈僖率领宫廷狼狈而逃到了西安。后来, 她对列强则越来越软弱, 一致于最后发展到为保持自己的江山, 而要” 量中华之物力, 结他国之欢心” 的 卖国求容的地步。更令我震惊不已的是, 她甚至为了平息与外国关于惩办祸首的风波, 竟然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下令杀害了自己120多个大臣。 <<辛丑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可耻的外交文献。这个文献表明, 慈僖政府要自觉地、心甘情愿的去做帝国主义的工具。

<<辛丑条约>>的签订, 使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沦入半殖民地化, 在经济上则陷入了难于自拔的困境, 最终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近些年来, 尽管有些人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为李鸿章辩护, 但他在<<辛丑条约>>这一卖国条约上签字的耻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去掉的。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这一段历史被称一些历史学家称为庚子国变。 现在中国近代史的这一段酸楚而悲惨的历史, 已经过去100 多年了。 中国经过多少代人的前仆后继, 浴血奋战, 又终于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并正在满怀信心地迈向全面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虽然人均下来仍然不富裕, 但整体上又积累了不少财富。中国人, 你们想过没有, 应该怎样避免象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那样的国难重演? 应该怎样避免中国人辛辛苦苦劳动换来的财富, 再次被他国或他人(国际大垄断金融财团)利用所谓"文明的规则”拿走? 还有，该不该多化些"银子"发展能够确保中国国家和人民安全的防御力量?

[摘要]: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应该用最恰当和对我国最有利的概念来表述我们的国际战略。“韬光养晦”概念不仅不会增加外国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而且反而会引起它们对中国发展企图的疑心和警惕，因此, 应在国际上放弃继续使用。“和平崛起”战略是应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恰当而有效的措施,但这一战略的这种针对性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此外，其中的“崛起“二字意味着“突起” 或“高升”，火药味太浓，在国际上不是一个到处令人愿意接受和喜欢的概念。因此, 不宜在国际上不看对象、不分场合地到处宣扬自己要“和平崛起”。作者建议，相比之下，中国今后二十年应该在在国际上多讲全面建设“小康国”，高高扬起“小康国”的旗帜。

    本人生活在国外,但一直关注着中国,不时在网上看到讨论中国国际战略的文章, 如讨论“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的文章。拜读了这方面的一些大作,联想到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严峻挑战,我感到自己不应仅满足于当读者，也有责任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献计献策。可以将我的建议简要概括为下面一句话, 即: 中国应在国际上放弃继续使用“韬光养晦”概念,少谈“和平崛起”,高扬“小康国”的旗帜。下面分别作以阐述。看法仍很粗浅，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放弃继续使用“韬光养晦”概念

      “韬光养晦”战略的内容大概可以用“三不“来表述，即“不对抗”、“不当头“和“不称霸“；其目的是,在中国还不够强大时尽力保护自己,争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对於该战略的这种内容和目的，我没有异议。但对用“韬光养晦”这一概念来表达上述内容和目的有异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韬光养晦”的含义是:“比喻隐藏才能,不使外露。”而“韬晦”二字的含义则为:“收敛锋芒,隐藏行迹;韬光养晦:韬晦之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和平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是光明正大的事，既不需要遮盖隐藏，也不是权宜之计。但是根据“韬光养晦”的上述定义，对外宣传“韬光养晦”,就等於是在客观上公开告诉外国，中国在“隐藏才能”，在“隐藏行迹”, 在实行“韬晦之计”。据此可以引出两个结论: 一,用具有这种含义的概念来表述我国的外交战略,不仅词不达意,而且简直是南辕北辙，画蛇添足；二，在国际上使用“韬光养晦”这一概念，不仅不会增加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而且反而会引起他们对中国发展企图的疑心和警惕，从而给中国带来额外的麻烦。

    有人可能会说，“韬光养晦”不等於“卧薪尝胆” ，也不等于口蜜腹剑。差也! 虽不能说,前者完全等於后者,但两者起码是近意的。提起前者,往往自然会联想起后者。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欺骗吴国,从而达成报仇雪恨的历史典故,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况且,国外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古典多有钟爱。为了搞懂“韬光养晦”和“卧薪尝胆”,他们不把这些典故查个水落石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想一厢情愿地解释“韬光养晦”,是无济于事的。中国是礼仪之邦，有足够的智慧和丰富的词汇来更好地表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实在是没有必要非要继续使用“韬光养晦”这一令人生疑的概念。

放弃继续使用“韬光养晦”概念

      “韬光养晦”战略的内容大概可以用“三不“来表述，即“不对抗”、“不当头“和“不称霸“；其目的是,在中国还不够强大时尽力保护自己,争取有利于中国发展经济的国际环境。对於该战略的这种内容和目的，我没有异议。但对用“韬光养晦”这一概念来表达上述内容和目的有异议。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韬光养晦”的含义是:“比喻隐藏才能,不使外露。”而“韬晦”二字的含义则为:“收敛锋芒,隐藏行迹;韬光养晦:韬晦之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希望和平发展经济，实现民富国强，是光明正大的事，既不需要遮盖隐藏，也不是权宜之计。但是根据“韬光养晦”的上述定义，对外宣传“韬光养晦”,就等於是在客观上公开告诉外国，中国在“隐藏才能”，在“隐藏行迹”, 在实行“韬晦之计”。据此可以引出两个结论: 一,用具有这种含义的概念来表述我国的外交战略,不仅词不达意,而且简直是南辕北辙，画蛇添足；二，在国际上使用“韬光养晦”这一概念，不仅不会增加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而且反而会引起他们对中国发展企图的疑心和警惕，从而给中国带来额外的麻烦。

    有人可能会说，“韬光养晦”不等於“卧薪尝胆” ，也不等于口蜜腹剑。差也! 虽不能说,前者完全等於后者,但两者起码是近意的。提起前者,往往自然会联想起后者。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欺骗吴国,从而达成报仇雪恨的历史典故,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况且,国外的汉学家们对中国的古典多有钟爱。为了搞懂“韬光养晦”和“卧薪尝胆”,他们不把这些典故查个水落石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想一厢情愿地解释“韬光养晦”,是无济于事的。中国是礼仪之邦，有足够的智慧和丰富的词汇来更好地表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策略，实在是没有必要非要继续使用“韬光养晦”这一令人生疑的概念。

少谈“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战略产生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二十余年高速发展，世界上有的国家和势力担心中国通过非和平的方式崛起。就消除外国的这种担心和反驳“中国威胁论“而言，“和平崛起”战略是一个恰当而有效的应对措施。但是，这一战略的这种针对性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不看对象、不分场合地到处宣扬自己要“崛起”，尽管前面加上了“和平“的前缀。理由如下：

1. 古人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是饱含历史沧桑的经验之谈。一个国家是否能崛起(包括和平或者暴力崛起)，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国的主观愿望，想崛起就肯定能崛起，还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客观环境。而人们认识和驾驭客观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 而且人们既不能完全认识现在，更难以准确预测未来。难于准确预测的因素，如战争、流行性疾病和天灾人祸等，可能会象不速之客一样突然降临，打乱人们预定的计划，改变国家发展的进程甚至方向。近代以来, 中国几次试图崛起, 但却都没有成功, 就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例子。这里不涉及有没有信心的问题，而是涉及逻辑推理和历史经验的问题。

2. 假如中国真的确信自己能够“和平崛起”, 中国也不宜主动在世界上到处宣扬。道理很简单，因为其中的“崛起“二字意味着“突起” 或“高升”，火药味太浓，不是一个到处令人愿意接受和喜爱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崛起, 不管是和平的或是暴力的, 总会带来国家之间力量对比和势力/利益范围的大变动。 俗言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从心理上来讲,没有一个国家从主观上真心希望别国比自己发展得更好，更别说快速超越自己。因此，世界各国一般都对大国的崛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中国宣传“和平崛起”时,意在强调“和平”，但是别人真正关注和担心的却依然是“崛起”。一些中国专家热心地把“崛起”的目的、手段和结果都解释成“和平”, 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在严酷的国际现实面前是不会产生多少效果的。

3. 如上所述，“和平崛起” 战略是针对一些国家和势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应对措施。这一战略的这种针对性同时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对于“中国威胁论”, 中国自然应给予有针对性的反驳。但是，这世界上不仅仅存在“中国威胁论”, 还存在“中国崩溃论”, 以及有关中国的各种各样的论述。因此,中国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能都用“和平崛起”战略来应对。比如，鉴于西方国家在经济、金融、科技上的巨大优势，在政治和文化上所处的攻势地位，西方一些人对西方以外的国家的发展成就，总是抱着怀疑而又保持警惕的态度。在他们眼里，更确切地说是在他们心里，中国是问题成堆，危机四伏。中国对这些人宣传“和平崛起”无疑于对牛弹琴, 白白浪费时间.

    再如，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公司把其资金和工厂向中国转移,而中国则把越来越多物美价廉的商品推向国外市场。不少国家经济疲软，失业率上升,国内矛盾加剧。目前世界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简直是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不想成为众矢之的，不希望“黄祸论”再次泛滥，就没有必要对它们再高谈中国崛起论。自然,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想遮人耳目，已无济于事。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中国自己不应火上加油，甚至引火烧身。

 4. “和平崛起”战略的产生表明，中国已认识到中国崛起面临的阻力和风险，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对能否“和平崛起”存在担心与焦虑。鉴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这种担心和焦虑显然是很自然的, 合情合理的。但是，如同在国际上多谈“和平崛起”无益一样，在国内多讲“和平崛起” 也会产生事与愿违的负作用。因为“和平崛起”战略在国内的广泛讨论和传播,会使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聚焦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上, 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如台独、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中日关系、南海争端、油料来源和运输通道问题等)，都与中国崛起直接挂起钩，从而增加对中国能否崛起的焦虑。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如果焦虑过度和扩大，人们的视野就会收缩，思维就容易走极端，就可能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非理性发展，难以以平常、乐观和自信的心情与外国交往，从而导致中国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那样结果反而会延缓、终止或断送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当年德国过度的焦虑导致民族主义非理性地膨胀，其悲剧性结果是众所周知的。

高扬“小康国” 的旗帜

    何为“小康国”?
    这里的“小康国”不是作者自己坐在书斋里杜撰出来的抽象的“理想国”，而是指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国今后二十年确定的实实在在的奋斗目标 --“小康社会”。迄今，这一奋斗目标主要在国内得到了宣传，国外知者不多。为了使外国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这一奋斗目标，我认为,应该由“小康社会”延伸出“小康国”的概念，并通过在国际上广泛地宣传这种“小康国”概念，而使其成为中国营造有利国际环境的一种战略。“韬光养晦”因容易引起误解而有缺陷,“和平崛起”因不宜到处宣讲而存在局限性。相比之下,“小康国”则是今后几十年中国应该在国际上大讲特讲的最佳战略, 应该高高扬起的旗帜。

    为什么要高扬“小康国”的旗帜?
之所以要高扬“小康国”的旗帜, 粗略想来, 主要有以下理由:

1. “小康国”是中国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目标，直接涉及中国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摆脱贫困、过上小康的生活，合情合理，无可非议。中国把这一合情合理的目标清楚地告诉世界,有利于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尽可能多的人对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过程中的努力给予理解和支持。我相信,这样做肯定比宣扬“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效果要好。因为据我了解，外国人担心中国的“韬光养晦”,不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但乐见中国的小康(以便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钱买他们的产品)。

2. “小康国”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三者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凸现了“民为本”的国家理念，包含了全面提高中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目标。多讲“小康国”，有利于减轻西方在政治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当今世界的一个严酷现实是，西方国家不仅在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上拥有巨大优势，而且在政治和文化上也处于攻势。无论是“民主”、“自由”还是“人权”，这些人类美好概念的发明权和话语权,都被它们抢先占有了,成了它们在世界上对价值观念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共产党国家，施加压力、煽动动乱和制造分裂的有力工具。中国应在全面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教育和科技水平的同时，根据中国实际情况逐步完善政治民主和法制，建立惩治腐败的完善机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使中国不仅具有“免疫力”, 而且具有“辐射力”，使中华文明在世界上重放光辉。应永记下述醒世警言:中国的“全盘西化”就意味着中国的四分五裂，就意味着华夏文明的逐渐“泡沫化”。

3. 推行“小康国”战略，有利于提醒中国人在国际上不仅要有大国的风度，而且要保持“小康国”人应具有的艰苦朴素的本色;有利于提醒外国人,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同中国交往,要平等互利，买卖公平, 不能再有吃免费“蛋糕” 的贪婪心理。在国际上推行“小康国”战略,就要多讲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人均年收入还不足一千美元,还有近一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以及千百万工人农民没钱看病吃药,千百万孩子没有钱上学。据世界银行统计,在当今世界七个经济大国中,2003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统是10.9万亿美元;日本，4．3万亿美元；德国，2．4万亿美元；英国，1．8万亿美元；法国，1．7万亿美元；意大利，1．5万亿美元；中国，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是七国人口的老大,产值的老末。中国在这方面还没有值得骄傲的理由, 应该扎扎实实地再干一个二十年。

4. “小康国”战略，也反映了中国平和中庸、知足常乐的民族性格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民历来热爱和平,热爱生活，安分守己，不爱扩张。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盛行的是道教、佛教和孔孟之道,它们历来重视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国家与国家的和谐相处。中国这里没有产生西方和阿拉伯国家那种狂热性、征服性和恐怖性的极端宗教组织的土壤。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饱尝了被侵略、遭蹂躏的苦难，深深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尽管中国现在还不强大，但已经一再申明，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不会做超级大国，也绝不谋求世界霸权，而是继续执行和平自主、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

5. 推行“小康国”战略，也有利于提高中国加强国防力量的合法性、道义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国大、人多、边界长，人民的和平劳动和生活需要强大国防力量来保护。中国的根本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来维护。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本钱建立和支撑强大的国防。但是，由于台海危机日益加剧，中国在今后一个时期不仅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于一个高风险期。为了确保中国的安全，中国必须从现在起使整个社会逐步做好战争准备，使国家财政力量的投入在一定时间内大幅度向国防建设倾斜，以建设一支能确保完成国家历史使命的强大武装力量，尤其是质量尖端可靠、数量充足有余的无坚不摧的战略打击力量。居安须思危，有备才能无患。中国, 你必须发誓: 保证不让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悲剧在二十一世纪重演!

    总之，“小康国”战略，高深莫测不如“韬光养晦”，气势磅礴不如“和平崛起”,但是, 它殷实而可爱, 利己又利人,更适合于为中国营造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可以说，它是不言“和平崛起”, 但更有利于中国以扎实而坚定的脚步去实现“和平崛起”,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时常浏览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报导，最近又阅读了该网上的一篇关于西藏问题的文章，为冯海因先生所写, 题目是“西藏自治四十周年 西藏问题依然未解”。 读罢此文，联想起德国之声长期以来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导，我按捺不住想谈点看法，就该文中的几个问题与作者进行磋商。

实事求是地讲，这篇题目为“西藏自治四十周年 西藏问题依然未解”的文章，就其中文水平而言，是相当不错的， 一个外国人的中文能达到这种水平，应该说是很优秀的了(我想它应该不是由别人翻译的，因为没有注明)。但就其基本观点而言，我是持不同意见的。我认为，文章的基本内容严重脱离了西藏的客观实际，其中几个地方的判断明显给人以武断片面的印象。一个人不了解西藏的情况，这本身并不成什么问题，成问题的是，不了解情况而当西藏问题的法官。

1.作者在其文章中这样写到：“而藏人只是点缀这场庆典的装饰，是不情愿的群众演员”。我最近看了中国和外国的一些有关西藏的材料，知道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我理解,作者在这里的言下之意是，中国是武力占领西藏的，因此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庆祝会不是藏人的庆祝活动,藏人参加也是不情愿的，被迫的, 用来做点缀的。作者引用了一个流亡德国的所谓藏人联合会主席团成员策旺诺布的话作为依据。我认为，这种依据太薄弱了，无法支撑起作者上面的大判断。作者这里的论述给人的感觉是，其观点早已形成，引用那位藏人的话只是在自己胸前挂块挡箭牌而已。此外,我认为,作者在这里显然是把个体或部分当成了整体，并以个体或部分代替了整体。作者似乎忘记了，在西藏的数百万民众并没有授权这位策旺诺代表他们发言。显然，作者在这里违反了判断应与事实和逻辑相一致的原则。这一原则可是德国哲学的精华呀!

2.如果说作者在上面还为其判断找了一个人的话作依据的话，那么其下面的判断则完全是拍自己脑袋的产物:“这次通过电视向中国全境转播的庆典活动，对于大多数藏人来说，更会让他们想起那些北京政府不曾兑现的诺言。”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作者怎么知道“大多数藏人”在这时想起了“那些北京政府不曾兑现的诺言”？作者是指1951年5月23日中国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中做出的承诺吗？作者在文中没有指出中央政府的哪一条承诺没有在西藏“兑现”。作者应该知道，是西藏部分上层集团在1959年3月单方面撕毁上述协议，煽动部分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从而彻底抛弃了其在该协议中和后来对中央政府做出的承诺。如果作者不带偏见，客观考察一下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年来在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就不难得出中央政府履行了对西藏的承诺的结论。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制度, 是根据中国的传统和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作者不能因其某些形式和内容不符合西方的愿望和理解, 就硬要迫使中国改变自己, 从而使之符合西方的愿望和理解。我生活在西方国家, 知道, 在这里提倡的是各民族和文化的平等和融合。而达赖要求的所谓真正的“自治”, 强调的则是西藏民族与中国其他民族的隔离和实质上的独立。如果西方国家所宣称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政策是真诚的, 就应认清这一点并与达赖的这一要求划清界限。

对于达赖对中央政府的承诺，我不知作者是否知晓.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两段他的电报和信件中的内容, 以供作者参考：

1951年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表示对十七条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引自<<西藏历史>>一书网络版，第86页)。

在1959年3月11日、12 日和16 日，达赖喇嘛先后给谭冠三复信三封。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 ...... 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992年《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之二)。 达赖喇嘛这三封亲笔信的原件曾由新华社记者摄成照片公开发表，现仍保存完好。

中国的古人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想，这句话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国家来说都是适用的。希望作者在写关于西藏的文章时，不是仅看一方的材料，而是也看另一方的材料，因为这是一个记者或学者写出客观和独立的文章的基本前提之一。德国之声向读者和听众做出了其报导持“客观”、“独立” 立场的承诺，看来更重要的是，把承诺变成行动。我在国外生活多年，耳闻目睹了西方(包括德国)不少媒体对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或所谓独裁国家所持的警惕、妖魔化和遏制态度。作者是一个与中国、中国人和中国信息有直接接触的德国媒体工作人员，不会也认为所有来源于中国、中国人的信息都不可信吧？

3. 作者在其文章中还写到:“依照中央官员的旨意，除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藏族音乐舞蹈之外，不应更多地宣扬西藏独特的文化。在西藏的官方机构中，禁止使用藏文藏语。”这样，除了宗教，作者把西方一些人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的主要指责差不多都涉及到了。我知道，作者这段话想告诉读者的是，中国官方在限制和压迫藏族的文化和语言。这与达赖喇嘛在世界上到处宣扬的中国想消灭藏族文化和语言是一个意思。在我看来,作者这里已不单纯是在替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搞宣传，而是把达赖的指责变成了自己的观点，是在以一个由德国纳税人的钱维持的德国媒体的名义指责中国。这种指责在西方国家(包括德国)的媒体中简直成了流行套话。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又要提出下面的疑问：“中央官员”真的下达了“除了一些歌功颂德的藏族音乐舞之外，不应更多地宣扬西藏独特的文化的“旨意”？作者是如何获知存在这一旨意的？而“在西藏的官方机构中，禁止使用藏文藏语”的句子，则让人感到作者是那样证据确凿，不容质疑。但我恰恰对作者这一很自信的陈述怀有疑问。

树木和森林都是客观存在, 不能只看树木, 不看森林。在西藏的隶属关系上现在已没有大的分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达赖近来也多次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对西藏实际控制权的争夺上，斗争还远没有结束。我最近在网上查找有关西藏问题的资料，偶然查到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的三篇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没想到他当时就把西藏问题看得那么透彻。在毛泽东看来，对西藏问题看法的根本分歧,是由于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而产生的,即是由于站在占西藏百分之九十几以上的奴隶的角度，还是站在少数封建贵族的角度看问题而产生的。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仍具有现实意义。今天,在下面的问题上，从旧西藏宗教和世俗领袖达赖喇嘛的角度看，还是从中国绝大多数人包括绝大多数藏人的角度看，会有决然不同的结论。这些问题是：

1) 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多年来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2) 绝大多数藏民的生活是改善了还是变差了？

3) 藏民的文化和语言是获得了促进还是遭到了限制和禁止？

 4) 藏人到底是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还是没有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等等。存在分歧是正常的, 因为世间的事物都不是绝对的, 是好中有坏, 坏中有好。我仅仅想指出的是，作为一个客观和独立的观察者,不应选边站，不能仅相信达赖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不相信其他大多数人的观点,而且还固执己见,因为那样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看不到事物的全貌。

4. 作者指出: “2002年以来，北京政府重新开始了同达赖喇嘛特使的接触。但是，对话本身迄今为止毫无实质性结果。达赖喇嘛现在已完全放弃了西藏du立的主张，他只要求西藏在中国框架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但是，达赖喇嘛的妥协态度并没能换取北京中央政府放弃强硬立场。” 我认为,作者把达赖与中央政府的谈判至今没有结果的责任都推倒中国政府一边, 也是不公平的。首先对造成达赖今天这种状况的原因应有一个清楚的了解。1951年西藏根据17条协议和平解放后，达赖继续担任西藏地方政府的首脑和宗教领袖。当时毛泽东与达赖有多次交往, 据说两人关系相当友好, 就连达赖1959年成功逃往印度, 也多亏毛泽东给西藏军区下达的准予放行的命令。即使在达赖出逃后, 他在西藏的职务和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也一直被保留到1964年。可以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他已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达赖在国外做了些什么呢？他在印度流亡地宣布西藏du立，成立流亡政府，在世界上散布关于中国的谎言，游说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这里举几个谎言作为例子：“中国武力占领了西藏”；“中国人屠杀了120万藏人”；“大量汉人入藏，藏人在自己的国家成了少数民族”；“藏人及其文化、宗教和语言文字面临毁灭”。

时间飞逝, 沧海桑田。现在，达赖已进入古稀之年, 表示愿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和回国了。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期说过, 他相信达赖在他85岁之前会愿意回国的。达赖最近的表示证明了毛泽东当年预见的正确性。佛言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达赖要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真正愿意“回头”，承认西藏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口头表态，而在心底里仍企图建立西藏国，甚至“大西藏”。此外， 我还想指出，达赖现在仍继续呼吁和鼓动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仍没有放弃与台du、疆du、民运和falungong的联系和配合, 而这种行动对他实现回国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害的。而且他自己比谁都更清楚，时间并不在他那一边。对于西方来说，如果继续凭借其在经济、科技、军事、舆论等方面的优势，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施压，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也是不明智的。帮助弱者，值得尊重，但也得公平、合理、客观，不能仗势欺人; 更不能以民主、自由、人权和民族自决为借口，制造、煽动民族矛盾和冲突。在21世纪，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福祉，有赖于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求同存异。

(一读者: 张元林)

此文载于德国之声中文网2005年9月11日<<读者来函>> 2005年9月第8辑，原题目为"藏人有数百万，德国之声不应仅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这里，我对此文标题和个别文字作了一些改动。

2007年10月17日，布什参加了给一个流浪和尚授勋的仪式。由于与那个和尚靠得太近，布什被那个和尚身上撒发的臭气熏得够呛，但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只好强忍了。所以，等仪式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仪式大厅。为了驱散沉到心底的那股臭气，他想找个陌生的酒店喝个痛快，把臭气排挤掉。于是，他支走几个助手和警卫，换了便装，仅仅叫了自己的红颜知己赖斯小姐陪同前往。

他们驱车到了华盛顿的一个没什么名气的普通酒店里。布什和赖斯小姐找了一个不靠窗的墙角的桌子旁坐下，要了几瓶酒和几盘菜就边吃边饮起来。约莫过了一个小时，有一个坐在旁边的客人，走到柜台问酒保：“那不是布什和赖斯吗？”
酒保说：“对啊，是他们！他们是我们这里的常客。”
那个人走过去，对两个人说：“哈罗！布什先生和赖斯小姐，您们最近在忙些什么啊？”
喝得有些晕头转向的布什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正忙着计划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那人问：“真的？真会发生那种事？”
布什说：“嗯，我们这次会用世界上最精确的导弹炸死一千万个伊朗人和一个周游列国的和尚！”
那人惊呼：“为什么您们还要炸死一个和尚？” 布什使了个眼神，悄悄地对赖斯小姐说：“看吧，我就说没人会担心那一千万个伊朗人的性命嘛！”  

赖斯小姐转身忙对屋里的人纠正说：“他是一个醉汉，控制不了他自己的嘴巴，大家别当真呀！”

（这是根据一个幽默改编的让人忧心的幽默故事）

转载一则真实新闻：

美国难以阻止台湾的“入联公投”

寒竹

美国国务卿莱斯12月21日在年终记者会中主动公开批评台湾的入联公投是挑衅政策。莱斯说，美国的政策是维护台海和平与安全，反对动武和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认为以台湾之名入联是挑衅之举，不必要的升台海紧张情势，在国际上也不会对台湾人民有实质助益。这是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升高到国务卿层级所表达最严厉的措词。

对于莱斯的这一讲话，台湾的反应在预料中。陈水扁声称：“推动加入联合国公投是民意的展现，政府依法行政，挑衅的不是台湾，而是中国大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谢长廷也发表讲话，认为入联公投势在必行，因为这是百万人民的意志。谢长廷表示：“人民已经有两百多万连署了，我们也不能够说谁反对我们就停下来，我们也没有这个权力停下来，这是考验。这也不是陈总统可以停下来的，这是考验台湾人民。”台湾当局决策核心官员也强硬表示，将来就算是布什亲自讲话，也没有办法阻挡台湾进行入联公投。

先来看看台湾为什么一定要，而且急需要改变台海两岸的现状。

首先，从目前台海两岸和美国三方的根本利益和博弈来看，台湾希望改变现状的心情最为强烈，在三方的博弈中，台湾的实力最为弱小，但占据的位置却最具有进攻性。中国大陆一方当前的基本立场是制止台独而非统一，只要台湾不独，大陆就算赢；美国的基本立场是保持现状，只要两岸不独不统，维持现状，美国就是最大赢家；所以大陆和美国这两个巨人都是出于一种保守状态。台湾则不同，台湾民进党方面的基本立场就是改变现状，向独立方向运动，台湾不独，等于台独运动失败。所以改变现状对于台独势力来说是一项置死地而后生的行动。而且，台独力量的行动在中美之间有着相当的空间。因为，看起来中美双方的立场似乎相同，但在本质上却有差异。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维持现状只是现在的阶段性战略，中国最终是要改变现状，统一台湾；而美国的维持现状是希望中国将来也不要统一台湾。中美双方的相同和差异给了台湾一定的活动空间，台湾也在一定程度上能牵动美国的立场变化。
　
其次，再从台湾改变现状的时机进行分析。对于台独势力来说，时不我待，此时不独，更待何时？台独势力要赶到奥运会和世博会之前或之间发难，原因在于这两会对海峡两岸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第一，如果中共成功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大陆的经济会再有一个飞跃，强势的大陆经济磁石效应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会更大，这个影响直接会导致台独力量在经济领域萎缩。张荣发，许文龙现象已经说明了经济形势比人强。台湾会日益陷入要么融入大陆的经济范围，要么自我边缘化的两难境地。李登辉当年企图用南下政策来阻止台商西进政策的失败说明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政府难以有效干预。第二，奥运，世博两会对中国来说，政治意义更大于经济和体育。从五四以来，中国的强国梦就没有中断过。希望通过两会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更融入世界是中共的一个基本战略。如果两会成功举办，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大大增加，这必然意味着台湾的国际空间会大大缩小。第三，如果两会成功举行，中国的民族主义会空前高涨。对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民族，体育的含义远在体育之外，比赛场上比的是民族精神和国旗，这从韩国在世足赛期间的红色海洋已可见一斑。无论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理解是否正确和理性，但在事实上可以预见，奥运会在中国赛场上将会激起新一波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个浪潮对于台独来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阻力。理解了这三个基本情况，也就理解了为什么从2008年到2010年是台独的关键时机，也是台海最危险的时期。台独一方面感到2010年后独立的难度会更大；另一方面认定中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奥运会和世博会，因此，台独在这期间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迫使中共在两会和战争的两难之中进行选择。

第三，再从台海冲突的后果进行分析。无论台湾怎样主动挑衅，无论美国怎样高分贝压制台湾向独立方向移动。但是，只要台海两岸爆发战争，中美关系必然发生逆转，美国将从台独的批评和反对者转变为台湾的支持者，这一点是由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所决定的。美国行政当局将会不得不屈服于国会和舆论的压力转而支持台湾。所以，利用美国的压力来牵制台湾，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只能是在和平时期，只能是在台海爆发武装冲突之前。因为无论今天美国怎样批评，威胁台湾，甚至采取撤侨等激烈手段，只要台湾一意孤行，大陆被迫打响战争，美国的态度就会180度大转弯，欧洲也会一样，台湾岛内的蓝绿对立也会消失而团结一致。对于台湾单方面强行改变现状的后果，台湾当局一定进行过很多次的沙盘推演。

上面是台湾急于改变现状的动机和必然性。下面再来分析一下台湾在改变现状上的具体方式和手法。台湾若要改变两岸现状有着多种选择，可以就台湾的独立问题举行公投，也可以由行政当局和立法院合作修宪改变国号。但是，这种明确公开的独立行动对台独势力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的选择。这种不利还不仅仅在于公开向中国大陆摊牌，也不仅仅是担心美国会对台海武装冲突袖手旁观。对于台独势力来说，这种公开独立行动最大的弊病是它在岛内的失败可能性很大，因为公开的明确的独立行动会因为反独力量的强烈反对而导致台湾社会分裂，也必然引起中间民众因担心战争而拒绝支持独立。也就是说，在中美两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在岛内反独力量的强烈反对下，在岛内中间力量的拒绝下，公投独立获得足够票数可能性非常小，而公开的独立行动引起岛内分裂并爆发流血冲突的可能性则极大。目前，反对“急独”和“急统”仍是岛内民意的主流，这一点，台湾当局很清楚。相比较而言，“入联公投”是一种风险较小，赢面很大的模糊独立行动，是世界一些独立运动常用的独立战术。　
 
“入联公投”在名义上是对“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议题进行公投。这个公投内容一方面很容易化解蓝营中反独力量的反对，同时也很容易得到大量不独不统的中间民众的支持。毕竟，让台湾能够进入联合国是岛内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愿望。在加入联合国的这个旗号下，台湾当局很容易凝聚起大多数台湾民众的共识。而广大的台湾民众也会因为这个公投只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拥有一个发言权，并不会认为这是选择独立向大陆挑战，因而也就没有担心战争的顾虑。所以，台湾当局若坚持进行“入联公投”，在民意上将会得到足够的支持，在投票结果上很容易得到台独势力所需要的票数。但是，从本质上看，如果“入联公投”能够按期举行并且得到通过，等于是变相台独。所有关心两岸关系的人都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台湾要进入联合国基本是没有任何可能性。民进党搞入联公投的重点不在入联，而在公投，这个公投是对“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的议题进行公投。如果公投过半的票数赞成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则意味着超过半数的岛内民众同意用台湾的名字来正名，台湾在下一步走向台独就成了顺理成章。“入联公投”的利害之处就在于它的迂回性和模糊性。

通过模糊方式来达到独立的目的，台湾并不是首创。１９９５年，一直主张魁北克独立的团体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了第二次“公决”。为了获得足够的票数，发动主张魁北克独立运动的团体并没有把“公决”内容写成是简单明确的独立表决，而是用“实现魁北克主权，同时与加拿大其他部分形成伙伴关系”这样模糊的语言来麻痹民众，希望以此得到更多的赞成票。由于模糊性的公投有误导民众之嫌，有可能让本来不主张魁北克独立的人在公投中投赞成票，加拿大国会在２００６年通过了一部重要的《清晰法》。此法规定：第一，一个省要进行独立“公决”，首先在文字上必须清晰表明独立意图，不能用含糊的文字来降低人民对独立后果的认识；第二，在计票问题上简单多数不行，必须绝对多数才有效；第三，文字是否清晰，赞成票是否占绝对多数，只有联邦议会有权决定。显然，台湾当局从魁北克独立运动中学到了模糊战术，希望用“入联公投”这种模糊方法达到法理上独立的最终目的。对于这种模糊独立投票的后果，台湾当局也一定做过充分的沙盘推演。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台湾当局迫切的独立愿望，由于大陆，美国，台湾三角关系的不稳定，由于“入联公投”在台湾独立上的模糊性和隐秘性，“入联公投”在明年春天是势在必行，而且公投的赞成票很可能会过半。但是，基于各方面的原因，两岸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极小。但在战争之外，中国政府还有有什么样的选项，大家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