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照片也从网上抄下，为晋永权在上海开他的《最后的汉族》摄影展。） 

我是在安徽不同的地方长大的。我爸爸是中学老师，工作调动比较频繁，从这个城市调到那个城市，或者从那个城市调到那个农村。我一直跟着他。后来我做了记者，我爸说，我还是经常跑，在一个地方总是呆不长。也许是和我小时候的经历相关吧。

我兄弟姐妹六个，我是老四。中国非常讲究家庭。但是我排第四，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妹妹，我属于父母几乎可以不管的。上面的哥哥姐姐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下面的弟弟妹妹需要更多的关照。我属于比较自由的，从小就感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原来学的专业跟新闻和现在所做的新闻摄影都没有关系。我在合肥师范学校先学的英语，后来上了教育学院，又学政治。在8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有很多非常剧烈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很多问题自己稀里糊涂的，又想把这些搞清楚--于是我在考研究生的时候，考了一个特别的专业，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我现在几乎忘了它的全称，只是简称马列所。全称是我今天上午现查的。这个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的17个国家研究所之一，专门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传播。我1990年进入马列所，开始严格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培训。

父亲是教政治的，小学的时候我就把他的一些书拿起来看。男孩子爱看打仗的书，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就把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拿下来看。但是我看不懂。我想，既然是打仗的书，我怎么看不懂？这个发现对我非常震撼。既然叫《法兰西内战》，为什么里面没有图画？--没有刀，没有枪，没有人，为什么？我爱学习，我拿了《列宁是怎样学习的？》，也看不懂。它为什么不告诉我列宁是怎么背书，怎么写字，怎么对付老师的？它都没有。都看不懂。我在考上马列所，导师还没有进行面试前，我说，我希望把我小时候看不懂的书，搞不明白的问题，在这里搞明白。老师们都笑了。

在读研究生的过程中，出了很多事情。苏联解体了，宣布放弃马克思主义，东欧也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对我的影响冲击，和以前的不解相比，更大了。书本知识在我的思想上突然短路了。很多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隔壁住的是新闻系的研究生。他们看不上我们，说苏联都解体了，你们学马列的完蛋了。我们对他们也有看法。新闻无学。我们来讨论讨论历史，思想，理论。事实上，谈论这些的时候，我们和新闻系的同学有了很好的交流关系，形成了很好的互动关系。他们影响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影响了他们，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

我有机会去了一趟俄罗斯，看到的和书本上所学的理论形成强烈对比。很受震撼。这个时候我下定决心，找一个做记者的工作。我觉得记者可以更好地了解现实，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过读书我还是很认真地读下来。按照学校的评价标准，我是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学生干部，奖学金获得者。我可以进国家机关，去写理论文章，或者做领导的秘书，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我经历了一个思想过程，选择了做记者。这个职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并不是最高的。但是这是我比较想做的。当然做起来会发现很多问题，与自己想象的东西会有些不一样。

研究生最后一年，通过新闻系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到了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实习。这是一家非常活跃，官僚体制因素影响似乎少一些的报纸，对年轻人比较好，不论资排辈，能接触到社会的一些真实的东西。摄影部主任贺延光在业内名气非常大。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你学过新闻没有？我说没有。你学过摄影没有？我说也没有学过。你知道贺延光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可以，你就在这里实习吧。其实，在学校我修了些新闻史和新闻理论的课，借了很多新闻方面的书来看，在中学时也学过几年摄影，而且我也知道贺延光。为什么都回答说不知道呢？可能是我的一个小机灵吧--既然我没有新闻系的学生知道的多，那么就说都不知道吧。显然贺延光觉得不知道反而倒是好事呢。

实习的第二天，寄来了一百多张照片。贺延光要我从中选出十张可以发稿的照片。我选择了十张，编好了照片说明，有的照片做了些剪裁。他让我从这十张中再选出三张发稿。于是我又选出了三张。他说，行吧，就签发了。从这以后，他什么也不管了，我模仿他的签名，就把稿子发到总编室。他也没有授权给我--就这么干了，都是稀里糊涂，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很戏剧性：我一个实习生，居然有权力决定这么多照片的命运！

几个月以后，我去日本《朝日新闻》做业务交流，到他们的摄影部，我递上名片，上面印着我的职务是图片编辑。他们对我肃然起敬，惊讶我这么年轻就做了编辑。事实上我们的编辑等于编务，等于勤杂工。

实习期间，我也在考别的报纸。有一家已经答应要我了，说你准备来吧。有一天那家报纸的总编碰见贺延光，问他，我们的小晋在你那里实习得怎么样？贺延光说，你们的小晋？怎么是你们的小晋？总编说他来考我们的报纸，我们已经决定录取他了，已经谈到关系落在什么地方，房子怎么给我租。贺延光回来后，马上对我说，你不要再想别的地方了，就在这里吧。这大约是1992年年底。毕业后，我1993年7月正式进入了《中国青年报》。

我一直在想抗拒新闻的易碎，短命。做记者天天写一些小消息，拍一些新闻照片。做这些东西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

让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能做认真的，持久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报道。我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计划。我已经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95年到2000年，对中国东南部福建、江西交界一些村庄的一种汉族次文化的报道。主要是乡村民间宗教的活动和习俗，大概有800多年的历史，其中有傩舞（即一种面具舞），还有驱鬼辟邪之类。这组报道我们报纸登了六次，后来用我拍的这些照片，由我两位年轻同事撰写文字，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最后的汉族》。

一开始是广告部一位同事让我跟他一道去拉广告。我非常高兴--那时候刚参加工作，有人给我出路费，我去玩玩，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去的是江西的临川。他去找人谈钱，我就去看这里的名人故居和博物馆。临川自古出才子，是宋朝宰相王安石和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故乡。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一张彩色的照片，已经被雨淋了一半，贴在过年的一个宣传板上，是傩舞的场景。我就问当地陪着我的人怎么回事？他也说不清楚。于是他们给我请来一个专家。

这个习俗在文革期间断了一段时间。从70年代末又兴盛起来。主要的仪式在春节期间，要做18天。我总共去了5个春节，平时也去过。最长的一次呆了38天。在做的过程中，自己的职业角度有些混乱，有时候感觉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记者，有点像早期的人类学家来记录，来收集证据，来做一些研究。

恰恰第一年去的时候我刚刚结婚。我爱人在银行工作，跑得也很多。我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过。我跟她说，既然你跟一个记者结婚，你一定要理解我。你要这么想，好在我去的不是战场。她就说，你去吧，你去吧。然后就不管我了。有一年她曾经试图跟我一道去，条件是，要能洗澡。她的工作，到哪儿都是五星级四星级宾馆住着，要洗澡，要喝茶，要这样那样的。我说，不可能洗澡，至少半个月不可以洗澡。如果半个月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去一趟县城。但是路非常难走，几乎出来你就不想再回去，或者回去就不想再出来。她一听，就不去了，也就更不管我了。

在乡村做这些报道使我明白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如果说我们在一个链条里面，打开了一个环节，很可能所有的环节都打开了。我举个例子，在乡村采访的时候，我认识了你，跟你关系非常好，你相信我了，带我到你家里去做客。过年了，我给你家拎上两条烟两瓶酒。明天你就可能会把我带到你的舅舅家里，你的舅舅会把我带到他的妹妹家里，他的妹妹会把我带到她叔叔家里，然后整个乡村的链条就打开了。所以你一定要对第一个人非常真心，非常好。得罪了这个人，你所有的工作可能都弄不开了。所以在中国做记者，哪怕我们进入了城市社会，有时候也需要这样。我要采访谁，通过朋友认识了，恐怕比任何来自官方的介绍、安排、指派，都要有用得多。

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很多报道是临时性质的，有些是宣传。有人请你去，有人请你坐车，有人请你坐飞机，住酒店，请你吃饭，一切都解决了。唯独自己没有动脑筋。而这个题目我做得非常用心。是不顾一切去做的。我游历的时间比较长，每次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我经常在一家住，甚至有一次为我的房东打官司。我的房东因为跟政府承包一个果园鱼塘发生纠纷。我就帮助他们去起诉政府，为他写文书。这件事我也报道过。他家是我的总据点。以他家为中心，在几十公里范围内划圆圈。曾经有十几个人陪着我。有的给我扛箱子，有的给我扛架子，有的给我拎相机，我就空着手。有点像早期的英国人类学家到亚洲腹地，雇着当地的人。当然我不用雇人了，都成朋友了。我绝对不用担心中午在哪里吃饭，今天晚上住在哪里，那儿都是他们的亲戚。

"傩"是一个很古老的字，很难写。有很多人不认识。还有的人觉得这个题目很小，没有什么意思。我的报道在中青报登出来以后，也没什么太多的反应。有些人很怀疑。这是不是宗教啊？宗教问题有时候在报纸上是不能登出来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题目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带着历史的眼光去看它，它的历史作用，现在的作用，包括它在这样一个传统社会里面，它有政治；如果我们把它当作宗教的话，它有宗教。实际上它村庄里的结构是政教合一。在宗教的范围内，它有八个人来做这个仪式，八个人背后还有32个头人，头人是村里的大姓，来操纵，他们有时也决定村里一些大的事情。做到最后的时候，大家觉得有意思了。快到世纪末了，人们开始怀旧。汉族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但是现在这个民族，从它的服饰，从它的宗教，都很少有自己的文化特征。穿的是西装，没有自己的特点。我在这个题目中显示了汉族自己的特点，所以最后我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叫《最后的汉族》。

2000年，我开始做我的第二个大的题目, 是三峡移民。政府计划从三峡工程的淹没区移民128万人，其中16.6万人要在四年时间里全部外迁到其他省市。2000年8月13日，第一批三峡移民从重庆云阳县南溪镇移到上海崇明岛。我跟着这第一批移民，这也是政府有组织的第一批非志愿移民。这个工作到2004年8月29日已经结束。

我做这个移民报道，总共去了16次。最长的一次呆了大概四个星期。每一次都呆半个月以上。这个见报的次数比较多，有16次以上的见报。我们报纸在一些管理上是很松的，这个松的意思是让你有更大的自由，更好的发挥空间。我的条件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去拍照片--我拍的都是黑白照片。我的出差费用，胶卷费用，都是报社出。回来后只要为报纸作一个版，就可以了。

我第一篇报道的题目叫《泪别三峡》。这个题目遭到严厉的批判。中宣部给我们报纸和很多大的媒体下了一个文，说，移民们是高高兴兴离开家乡的。他们很愿意。为什么在你的报道里他们要哭哭啼啼？为什么你的报道只有一张是彩色的照片？那时候在放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那里面有个小女孩儿穿的是彩色的衣服。我有点模仿那个，整个一个版都是黑白照片，只是在移民队伍里有一个小女孩儿手里抱着一个小狗，穿着黄色的花衣服。就她一个是彩色的，走在移民队伍中间，在版面上我就做了这样一个处理。

我是搞新闻的，不是搞宣传的。所以就遭到了批判。报社的领导事实上是有压力的。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提出请假。我知道我所采访拍照的东西是一次高潮。一次大规模的、最长的一次移民迁徙。这批移民先要坐汽车，到长江的一个支流的小河边，然后再坐长江上的大船到宜昌，再坐火车，火车下来还要转汽车，用六天的时间才能到广东的惠州。我必须要去。我说我要去旅游，我可以自己出路费去。领导说，算了，去吧。就算半旅游，半采访。你可以拍些三峡旅游风光的美景。当然风景的照片不是新闻，是发不了的。回来以后，他们可能忘了。我又发了一个大迁徙的报道。

我发现第一次批评完了，第二次就不好再批评你了。他们不能老说你啊。后来他们也不说了。我后来写了一篇《出三峡记》，有很多我们独家的报道，包括移民过程中间的意外事件，比如说翻车啊，死人啊这样的事故，也没有挨批评。底线的底线，是保持事件的真实性。我不会道听途说。只要不是自己的采访，不是自己看到的东西，我不会去写成文章，照片更不可能。我有严格的采访笔记，甚至有采访录音，甚至有图片，传达一个正确的，真实的信息。

为这本书（《出三峡记》）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十章九万字。今天上午三联书店让我校正书的封面。我想为这样一个移民，迁徙，做一个私人档案，个体记忆。我记了很多笔记。但是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坚决不看我的任何笔记--有的过去一年，有的过去三年，有的过去五年。我去写所有能够让我记得住的东西。我觉得有些事记不得了，那就没有感动我，更不可能感动读者。在我写完以后，再去翻看我的笔记，去核对事实--毕竟我是记者，不能胡写。比如这个地方是巫山县，我写成了奉节县；水淹线淹到你家是175米，我记成165米了。我会更正事实的错误。

有一章叫《巴女谣》，写一个农村女孩子，怎么离开家乡，一步步做妓女，又怎么参加移民。我在移民船上遇到的她。她为父母在移民点买了房子，她父母又放弃了移民点的房子，回到家乡。这个女孩子是从流民变成了移民。这样，她的身份就跟国家就联系到一块了。既然是国家的移民，她觉得以后就可以有人帮助她了。

这本书出版那么顺利，我自己都非常意外。原来想这是个敏感的题材，可能要等很多年以后，才能出拉。但是没有人改动我的东西，除了极个别错别字，和个别不符合出版要求的行文风格方面的东西。这本书叫《出三峡记》，有人问我是不是跟圣经里的《出埃及记》一个意思，我说你自己看吧。

做这个题目，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要你坚持，机会就会往你身上集中。你认为值得做，你就做吧。你的固执可能是你的优点。做这个题目做到第四、第五次以后，只要有和三峡、长江相关的事情，像大江截流等，他们就会来找我，说，哎，你怎么还在这里？明天就去吧。谁批准我去，谁给我出路费，都不成问题了。问题是：赶快去吧，坐飞机，坐火车，想怎么去怎么去。

我能够把这个题目做到现在，可能是利用了人们的弱点，把固执当成优点。这个活儿非你莫属。你闭着眼睛都知道上哪条船。而且，除了你，谁愿意上那里去呀？别人想着去上海，去深圳，去香港呢。要有去东京的机会，派我！唯独去那里，领导找不到别的人去，只有这么一个人，在七、八月三峡最热的时候，愿意去。他愿意跟农民一起住五块钱一天的小旅馆。他愿意吃人家的瓜，喝河里的水，喝很差的酒。让他去吧！

事实上，我也愿意住在大酒店，游游泳，看看大海，看看阳光。我也知道那很舒服。但是报道三峡移民去那些地方，我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反而非常高兴。我内心里知道自己去干什么的，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

第三个项目还是和中国文化有关的。已经做了半年了，大概有三年就可以完成。

贺延光老师现在是图片总监。半年前，我成了摄影部的头儿，做记者的时间少了一些。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怎么更好地组织其他的记者去采访，拍照。既要更好地接近新闻的真实性，又能回避一些风险，包括职业风险，也包括政治风险。实际上，有时候是帮助更年轻的记者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挑战跟个人独立去做和个人承担风险的性质又不一样了。

我在报社我做了两年图片后，又到总编室一版做了五年文字编辑。要编文字，编版面，编图片。每天晚上能看到来自上面对各种报道的一些要求--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包括跟领导的一些接触。实际上我对新闻运作的状态还是有些了解。采访只是采访。关键是要知道怎么处理它，把风险变小一些。

比如我为今天的报纸登的一版外国游客在长城乱写乱画的照片写的这篇编者按。这里面涉及到两个敏感面的问题。一个是我们记者拍到的四天前，2005年12月17日，马来西亚的一个游客刻的字。但在编者按里我只说"东南亚某国"。如果说我把马来西亚写出来，可能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这种关系就有些敏感。但是照片在这里。还有用阿拉伯文刻的，我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一个人名字，但是也可能是一句什么话，我不懂。但是也登上了。我在编者按里声明，英文我能对付，但是别的外文我不认识。如果说你要找我，我就说因为水平有限，不认识很多种文字。

作为一个30多岁的记者，过了20多岁莽莽撞撞，不成熟的年龄，到四、五十岁，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持久，更好。现在对我的另一个挑战是，选择哪些事情可以不做。这样的诱惑很快就来了，来的很多。诸如"我给你点儿好处，你给我写点东西，在你的版面上给我登一点东西"。一天有三个电话，三件事情找你，你能不能用很好的理由把两件事情给推了，说对不起，我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去吃这顿饭。对不起，这顿饭要吃3个小时，我现在要签这个版。我工作实在走不开，晚上聚会我不去了，你的好处我也不拿了。事实上，这有时候挺难的。

曾经有一个别的报纸的同行抱怨说，他的太太骂他，天天在外边吃饭。我问他，你一天要在外面吃多少顿饭？他说平均五顿。平均一顿饭要吃多长时间？他说还要喝酒，喝完酒头还有点晕，前后大概要3个小时。那就是15个小时。再加上你睡觉。工作在哪里？个人的理想在哪里？作为记者你的职业在哪里？

我做记者工作12年，有八年被这个问题所困惑，分不清楚什么是新闻，什么是宣传。让我做宣传时，我常常做成新闻了。比如这个城市，或者地区成立50周年，要搞庆典，请你去--好吃好住好招待。请你去的目的是宣传。但是你发现这个大庆太铺张了，只有请来的客人高高兴兴，而老百姓却都被挡在外面。有时候这个东西就能被做成新闻。有时候去参加一个研讨会，讨论中国摄影的现状，说中国摄影队伍庞大了，进步了，每天报道的新闻更多了，但是里面还有别的非常重要的信息。经验不足的记者可能会做成宣传，而有经验的记者可能就做成：中国新闻从业人员有50万，其中五分之一在卖广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新闻。

你对自己的工作一定要清楚。如果你是一个负责宣传的，那么你的职责就是宣传特定主体--公司的老板，一把手，系主任，大学校长--的特定愿望，特定要求。特定主体通常总是要放大一些信息：我们学校有最漂亮的新大楼，设备最好的实验室，老师穿的都是最好的衣服。有些信息要缩小：我们老师都不够，我们的老师平均只有硕士学历，没有博士，还有一些人的学历是假的。如果有人问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缩小缩小再缩小，把它化为零。这就是宣传。而新闻恰恰是把这个零放大到最大：这个大学里面没有多少真正的教授，很多人没有文凭，有些人是假文凭。这就是新闻。

在实际操作中，这两者有时候很难分得太清楚。我们的管理部门叫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它管理的报纸有很多的要求。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也会来影响你这个报纸。以前中国的利益集团比较单一，政府是最大的利益集团。现在商业是最大的利益集团，还有一些民间的力量。最后，还有记者的自律。有些事情，是报还是不报呢？如果报了引起大麻烦，兜不了怎么办？我开始自律，或者算了，或者简单处理。比如关于布什允许政府监听那些国外来的人，或者和中东有接触的人，《纽约时报》要不要报？还是不要在这个时候，反恐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报吧。再过两年等布什下台再报吧。这种自律的形成，实际上是对职业的一个很大的伤害。你最后做出来的，可能并不是你想做的。媒体会有它自己的要求。而这些，又是我们具体的从业者所无法控制的。

在所有的新闻原则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第一眼看到，你可能以为是一个简单的东西。但是它可能隐藏着许多东西。这就是要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当你面临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的时候，你去寻找它的本质，这个事件的本质是什么，到底为什么。美国攻打伊拉克，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决定性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是布什的性格，还是石油？

其他的原则，真实性原则应该是基本性原则。不允许你说话，可以不说话，可以笑，但是不要说假话。另外一个是情感性原则。中国社会在急剧变化，贫富差距非常大。强势群体用权力，金钱，势力，很容易控制记者。在这个时候，那么你是否能伸张社会公正，为穷人，为社会底层的人，发出一些他们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现在的网络和媒体的传播方式，事实上是把穷人排斥在外的。如果说所谓的中规中矩，在这样的情况下，对另外一部分人是不公正的。

真实性原则和情感性原则，按照中国文化来说，就是从业者的良心。我们在工作中，能不能保持良心？各种利益集团，很快就会给你一些好处，有人给你钱，有人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有人允诺保证你升官发财。但是穷人或者说弱势群体给你的，只是真诚和情感。何必呢？现在年轻记者一开始工作就面临巨大的压力。买房子，每天要交房租，或者还贷，还有水电费，手机费。工作上，快速的网络化，信息化。他必须想到每天去挣钱。

新闻是易碎的。这个职业从业者的价值观念更加易碎。新闻记者都在承受心理的巨变。作为一个记者，你个人的特征是易碎的，容易随风而去。个人的价值降低了。你不重要，那个消息重要。你淹没在各种各样的信息的大海中。荣誉感和职业的精神消解了。我们以前看不上一些跑街记者，看不上狗仔队。事实上，我们已经在那个边缘了。我们稳定的，恒定的价值观受到了挑战，这是变化之一。

变化之二，是后现代对新闻的冲击。信息源的广度和信息传播的速度在增长，但是新闻传播传统的严肃性大大降低。以前，人们是在认认真真，正而八经，义正词严地搞新闻，非常严肃。现在成了廉价搞笑的东西。很荒诞。就拿我们今天这个版面来说，表面上，我们是想说，毁坏文物，乱刻乱画，全世界人民都有份。但是谁看了都扑嗤一笑，觉得真他妈的逗。

我们前几天登了一个报道，说山西农村的两个艾滋病患者找到北京一家医院求治。医院把他们收进来。三天后，医院突然安排他们一人一个大单间，条件非常好，而且免费。第三天，北京市和卫生部领导陪同胡锦涛总书记，来看他们，跟他们握手。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第二天，他们家乡的人就打电话来，说你们给我们丢人丢大了，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俩是艾滋病。两个人的家也毁了，一个人的儿子受不了压力，失踪了。另外一个人的老婆跑了。原来我们看起来比较严肃的新闻，比较崇高的新闻，在今天已经被消解了。今天，似乎任何严肃的新闻，过两天都会产生另外一种传播效果。

对于中国新闻行业来说，最大的威胁来自整个社会的商业化，世俗化。任何政治的变化，都有一个短暂的影响。但是在风暴过后，商业化的入侵，理想主义的消退，引起的变化最大。商业化的入侵影响到每一个人，深入到每一个人的骨髓里。原来人们理想化的一些东西被瓦解了。实际上，做媒体工作需要理想，当然你的理想，你的情感在这种世俗化，商业化面前是有代价的。它是要交换的。你坚守这个东西，你可能就很难得到另外一个东西。

未来中国媒体可能不能逃避这种趋势；甚至一些很大的媒体也热衷于搞小报化新闻--谁家的鸡长了四条腿，谁家的牛生了五只小牛。但是它延伸到最严肃的事情上。我们还有三千万人在非常赤贫的状态下生活，在中国传统的节日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庸俗的报道，说领导扛了一袋面，拿了10块钱给你--却花一千块钱派人来照一张他和你握手的照片。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候，真正的贫困人口真实的生活状态在哪里？你看不见。

可能30年以后，我退休以后，会看到媒体发展成熟，从政党媒体，从利益集团和公司的媒体，过渡到真正的公共媒体。但是未来十年，商业化，世俗化对于媒体的侵蚀，甚至要大于我们想象中的民主化那些东西。

我建议年轻记者勇于做些相反的事情。比如大家都依赖于网络的时候，你不要依赖。大家都不行走的时候，你多行走。大家都很少看很深奥的书的时候，你去看两本深奥的书。或者说，大家都愿意追求更舒适，更享受的生活的时候，你多追求一些苦日子。吃一些简单的食品。大家都追求速效的时候，你追求一种持久的或者永恒的价值。不要去赶潮流，反向做事。你快，我慢。你花一个小时走的这段路，所观察，所感受到的东西，与那个人十分钟坐车"嗖"就到了，是绝对不一样的。你会碰到一个开宝马或开奔驰的商人，也可能碰到一个流浪汉，也可能碰到一棵树倒下来了，拦住你的去路。那么这样的经历对年轻记者特别重要。

我告诉我们部门的年轻记者，MSN，QQ 能少用就少用。虽然说这是一种即时交流，但浪费了很多时间。几个小时在电脑上瞎扯，一件事情都没有谈妥。实际上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去读书，阅读成熟的文字；仔细读下来，比在QQ上错字连篇，说话都很短的句子和符号，是更好的新闻职业训练。不是简简单单采访完了你的工作就完了。你要多回到书桌前，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问题。网络能给你信息，但是知识还要通过阅读传统的文本来获得。另外对于经典要有一颗敬畏之心，从中去学习--学习它的语言，思考方式，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

从事记者最大的回报是社会参与感。你深入进去，了解了，做了记录，发出自己的声音。你把自己的一个文本，一个经验提供给别人，把它作为社会文本，社会经验，呈现出你的想法，你的思想，你的声音。

       我要不是从事这个职业，而是按照原来那条路，成为一个公务员，可能早已经有人给我拎包了。我们有同学就是这样。他说话非常谨慎，什么都不敢说。一说话就是，哎呀，我今天要会见一个美国人，我们外办先要联系好，要查清他的身份，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现在跟你谈话，我也拿着一个笔记本，我也是记者，你的问题我也在记录。你是学者也好，总统也好，我们仍然一样谈话。这就是职业给你去接触社会的一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