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出中文版可能还遥遥无期，为了满足对《中国墨水：中国新闻界的变脸》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的好奇，我把我整理好的几篇访谈先放出来。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采访的新闻人，有中央媒体的，也有市场化媒体的，有纸媒体的，也有广播电视媒体的。但是不幸，我整理的几篇都是中央级媒体而且是纸媒体的。这是第一篇，访谈对象是《瞭望》新闻周刊的王军。】 

其实我最早想学的不是新闻专业。北京的名牌大学很吝啬把他们好的专业给像贵州这种贫困地方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我想到北京来读书，但是没有什么好专业给我们--我最想读的经济系就没有。原来我想读的是北大的经济系，但经济系就不在我们那儿招。然后我一看，可以选择的专业还有新闻系。就觉得当记者很风光--把话筒往那儿一摆，别人就得说话，很厉害。我的叔叔阿姨就说，记者很厉害。中国有句话：见官大一级。就是你见到所有的官，你都比他大一级。就觉得记者是一个很风光的职业，蛮好玩儿的。所以我就考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读高中的时候，我最不擅长的是写作文。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很困惑，我自己文章老写不好。我开始结巴，后来有半年多的时间我都不会说话了。我觉得我文章写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不会思考问题。我就想，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活了19 岁，怎么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有？大学一年级对我特别重要。我就觉得一定要学会思考问题。在中国的大学里面，大学一年级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我读的这个学校，有很多同学就想不通, 觉得这个世界和他那会儿受教育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有的无法面对自己，有的就产生了一些不正常的行为，甚至有些人就自杀了。我那个时候也想过很多生和死的问题。你要思考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生和死。我就拼命思考问题。然后慢慢，慢慢地，我就开始会说话了。

学会说话以后，我就开始思考我为什么要当记者。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从那会儿一直想到现在。

在大学思考这个问题的结果，就在我的毕业论文里写出来了。我的论文写的是新闻自由。题目是《新闻自由--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障》。   我在论文里说，新闻自由是一门非常有用的技术。这个技术能够让一个社会安全，包括让政府也安全。如果你什么都不让报，那么大家都听美国之音，听BBC，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大家获取新闻的渠道是各种各样的，你无法遮掩真相。后来我的导师说，你这篇论文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新闻自由进行了一番论述，这还是比较少的。他给了我一个A+让我毕业。

那是1991年。我就到新华社工作。总结我做记者工作的这些年，我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想这四个字，新闻自由。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工程师，搞给排水的。他们是重庆工程学院毕业。我父亲是贵州人，母亲是四川人。他们大学毕业后就响应党的号召，到最贫苦的贵州山区，去建设一个新矿山。当时那里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山里面还有老虎--我父亲曾经跟我说，你知道吗，我家门口，还有过老虎的脚印呢。没有幼儿园。我父母亲一上班，就把我关到屋子里面。我就看小人书，画画。画解放军，画天安门。

我小的时候，周围都是农村，农村的小朋友都跟我玩儿得特别好。但是，我要读小学的时候，就发现人不一样了。我能到矿山办的最好的学校去上学，离家也很近；而那些农民的孩子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到一个特别破的学校去读书。要翻好几座山才能到学校。我难以想象，他们才七岁就这样子。我就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能跟我上同样的学校？他说，因为他们是农民。我就觉得他们特别不幸。开始感到，人怎么就这么不平等。

贵州全是山，天天下雨，让人内心比较抑郁。比如大家都想出去玩儿，突然一下雨，就全完了。老觉得那个山在那儿摆着，让我天天做梦，想，山后面有什么呀？就觉得山后面有大海，有草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上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找了当地一个农村的同学和我一起去爬山，爬了有半天，爬上去一看，还是山！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到有天安门的地方去读书。

我父亲在我读初三的时候，去世了。那时我14 岁。突然有一天他身体就不行了，医生说他是感冒，也不重视。结果是脑血栓。他完全是活活累死的。我父亲这一辈子就干一件事情，就是给矿山找水。虽然我们那个矿山有一条河流过，但那条河是不能饮用的，因为有铀污染。我父亲就必须找干净的水源，要翻好几座山去找。他终于找到了，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库。他是农家子弟出身，能干很苦的事情。他会没日没夜地干。一个大冬天，水草把水管给堵了，在水下好几米，他一个猛子就扎下去，把水草捞上来。有时候天旱，农民没有水浇地，就把管子砸了取水。谁都摆不平这事，我父亲一去，全摆平了。我父亲人特别好。他自学了中草药，农民到矿山来卖菜，都会到我们家坐一会儿，我父亲就给他们看病，给他们弄点儿什么药。

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也很不容易。我母亲让我别学理科，说学理科呀，太惨啦，就像我父亲那样。她让我学文科，说学文科可以当干部，去管别人。我母亲是很朴实的一个人。

我上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说要提高透明度的时候。学校的环境蛮开放的。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讲座，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听一个从台湾来的教授作演讲。他居然在那儿拍着桌子说，我要和国家副主席王震辩论！我那会儿刚从山沟沟里跑出来，一听这个立马晕菜。

我们新闻系的学生很关注新闻法起草的事。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开放，应该新闻自由；另一种认为要管理，进行新闻管制。我那时候参加了我们新闻系学生自己办的一个黑板报，叫新闻周报，跟真正的报纸一样，完全是新闻的写作和排版，用毛笔抄在黑板上。我有一个盖了新闻系团支部章的记者证。拿着这个证，我就去找我想要采访的人。

以前新闻系的学生采访的都是伙食科科长，宿舍管理科科长。到了我们学习新闻采访的时候，我们交给老师的采访作业，把我们老师吓坏了--我们这帮同学有采访方励之的，我是采访台湾的柏杨。正好他1988年11月来北京。我真跑到北京饭店去见到他。他说，人和人应该是心和心的碰撞。可是我这次回来，感觉每个人都被套在一个笼子里面。人和人的碰撞不是心和心的碰撞，是笼子和笼子的碰撞。他说中国人有圣人崇拜意识--孔圣人，蒋圣人，毛圣人，马圣人--马克思。他谈了好多，谈了一上午。我就写了一篇作业交给老师。

我觉得我们的黑板报办的是最好的。我们每个礼拜六把板报弄出来，摆在学校门口。我们的黑板报会引起学校领导很大的不安。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就拿着手电筒去看有没有什么很坏的东西。好几次他大发雷霆。有一次，不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抽烟吗，有人给他递了个条子请他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他就不抽了。我们有个师哥就画了张漫画，校领导气坏了，让赶快擦掉。这就是黑板报的好处。犯了错误，拿抹布蘸一点水，就刷干净了。

那会儿特别调皮。写了好多这些东西。后来我就当了黑板报的主编。我办的最好的一期，是胡耀邦去世那期。当时《科技日报》率先报道了长安街那么多人为胡耀邦送行这个事情。我立马独家采访了科技日报的副总编辑。还采访了新闻法起草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再下边，就独家发布了对1986年学潮报道的分析。我们说，如果什么都不报，《人民日报》就没人看了。

我觉得我那会儿办的最好。本来还想接着办--但是我的黑板消失了！后来我在天安门广场看见两块黑板，我一看，嘿，这不是我的黑板吗？有人一胳膊一大脚丫子躺那儿睡着，把我的黑板当他的床铺了。特别有意思。后来有同学说，王军，幸亏有人把黑板偷走了，不然你就麻烦了。我说不对，一个伟大的报人因为那两块黑板没了，从此就不能工作了。

1989 年4月，一位理论权威到我们学校演讲，被同学们嘘了好几回。我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倡民主者请不要嘘》。我说民主的态度是，我誓死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实在的，我对当时的学潮很不乐观，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没有几个懂民主的。

当时对于这场学潮，我觉得我要做的是去看，去记录。我们老师特别说，王军，你别惹事啊。我说，我不会，我这会儿要表现出一个学新闻的人的一个态度，要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复课之后，老师让我接着办这两块黑板报。但是我心情特别不好。系领导一定让我办。我就写了一个编者寄语，里面写的几句话，对我今天还特别有用：我们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自己的心灵去感知，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自己的双手去实践。必须要走这么一条路。

然后就到《中国青年报》去实习。实习的时候，在《中国青年报》开了一个专栏，"大学生心态录"。特别有意思。大学里面的新闻是很敏感的。我们都报道些什么事情呢？诸如：大学生为什么逃课？他们为什么要考研究生？为什么害怕过周末？等等。我们的报道，是和那些社会学系的同学一起来做。他们正好也要做作业。我让他们给我调查某一个系的逃课率，从开学到期末考试，是上升还是下降的趋势等等。跟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合作。当时唯一能够支持我做这个职业的理由是，我对事实本身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开始就采取立场。很多人都是一开始采取立场，最后都是悲剧。我们一个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中国已经到了定量分析的时代。所以在我痛苦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一个当记者的理由，就是：把这个事儿搞清楚。把人类是怎么回事，社会是怎么回事，把这些事儿搞清楚。

当记者恐怕有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像一个外星人，看这个地球上人的生存状态是什么；第二种，历史像一台戏，我们就是站在最前排的观众，看这个戏还是蛮过瘾的，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第三种状态，就是说皇帝光屁股的那个小孩儿。我想这三个状态都要有。这三个状态都是要的。

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新华社北京分社。一开始我想当教育记者。但是让我去跑城市建设。领导跟我说，哎呀，写城市建设就吃点儿亏了，因为没有什么新闻。不像搞政治、文化报道，开一个会就可以发很多稿子。城建一年也盖不了几个大楼，也修不了几座桥，没有什么发稿量。那会儿城市建设报道的套路，都是北京长大了，长高了，变漂亮了，等等。什么北京的立交桥世界第一。现在想起来，真是蛮荒唐的。

幸亏我逐渐进入角色，做了很多报道，最终导致我写了《城记》，2003年出版。这本书是我在新华社工作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没有压力孵不出小鸡--我这本书就给孵出来了。

我在新华社做的东西都谈不上有多好。即使一些比较长的报道也都有很多遗憾的东西。但是这本书不太一样。很多朋友看了都说，你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书里有故事，这像报告文学；但又不像报告文学，因为你不是虚构的，没有那些小说式的写法。你有很多注解，交代每个事实的来源，这又像一个学术论著。我是反对报告文学的：你既然是报告，又怎么是文学呢？我觉得事实就是事实嘛，你怎么来文学呢？文学意味着可以虚构，可以夸张。文学有很多形容词。记者要用动词，而不是形容词。报告文学的写法我也不接受，因为它们都不交代消息来源，这是很大的问题。

新闻是和历史学联系在一起的。我的书可以算一本关于我们今天这座城市的长篇报道吧。它探讨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我们生活如此不方便？我们今天的不方便和1949年之后城市规划的决策有什么关系？和毛主席当时的态度有什么关系？和那会儿苏联人和中国学者，特别是主张保护旧城的学者梁思成等之间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和梁思成们努力的失败有什么关系？这种争论为什么会导致这座古城被大量的拆毁，包括城墙被拆毁？那会儿甚至连故宫都想要拆。虽然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可是它仍然具有很强的新闻价值，因为这些是大家不太知道的事情，我把它挖出来了。

我们前一段时间大学同学聚会，我说我还算比较幸运的一个。我还保持着大学的那种状态。通过我这么一本书，这么一个报道，我把大学想了很多的价值观等等问题表达出来了，实践出来了，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个事情。

我因为率先报道了东方广场这个项目在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而导致北京市的某些官员对我非常恼火。

1995年那会儿，我是一个小毛孩儿，什么都不太懂。但是我始终站在一个记者的立场上来调查这个事情。我没想到会遇到那么大的麻烦。你要问我害不害怕，我说我很害怕。因为这事我还没有彻底搞明白，所以我就想把它搞明白。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可以说，我不怕他们了。等哪天谁在后面给我一板儿砖，我就死得其所了。那会儿别人要给我一板儿砖，我都冤得慌，我都搞不清我为什么死的。

我讲蔡元培故居这个事儿吧。他是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的校长，是非常伟大的一个教育家。在中国的地位就相当于欧洲启蒙运动中伏尔泰那种地位一样。2000年11 月，我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说，正在拆蔡元培故居。我说不可能吧？那是受保护的文化遗产，蔡元培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说"拆"字写在墙上，墙还给砸了。我就跑过去看，受到很大的震撼。连蔡元培的房子都敢拆，大概中国的读书人全死光了。真是这种感觉。从胡同里看到墙上写了大大的"拆"字，屋顶全给砸了。我跑进院里去一看，很多房顶都捅破了，唯独剩一个住户，还没有搬走，就带着我到处看。他很痛苦，他痛苦不仅仅因为在拆迁过程中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就觉得连蔡元培的房子你都敢这么来弄，不知道这国家出什么事儿了。

我就开始拍照片，采访。搞拆迁的那些人，很厉害，就冲进来，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新华社的。他说，这么破的房子，要不是跟蔡元培沾点边，能叫文物吗？我跟他说，我知道你们决定不了，但是你们必须得停下来。你可以告诉你们的领导，我在这儿采访。我回去之后马上就写了一篇内参。他们大概知道有记者来了，就有点儿紧张。后来就把房子给修好了。修好之后，他们另外找了一批记者到现场采访拍照，在《光明日报》登了半个版，《北京青年报》一个整版，意思是说没那么回事，我王军在撒谎。

闹到这份儿上，这事情就成了是不是我王军或者新华社在撒谎。我必须为自己的尊严而战，也必须为新华社的尊严而战。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北京市要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的一位官员就宣布，北京市要原址保护蔡元培故居，它没有被拆过。然后他就下来跟记者握手，说话。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是新华社的，他就像一头公牛看到一块红布，咬牙切齿地说，我告诉你，你要考虑后果！然后就扬长而去。

回来我就跟我们领导说，他有权，他可以威胁我。我作为一个记者，我相信事实大于权力。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战斗经验的记者。自从我第一次看到蔡元培故居被拆成那个样子之后，我就天天去现场，我不但拍了照片，我还录了像。他们怎么拆的，怎么修的，怎么修好的，全记录下来了。我的记录都发给《南方周末》。正好过了一个礼拜，他们开新闻发布会。那个新闻发布会完了之后，我赶快给《南方周末》打电话，说，赶快给我发呀。他们说，明天就见报啦！

第二天，《南方周末》就登出来了。非常精彩。同一版，这边是我的照片，怎么拆的，怎么修的，怎么修好的，还有我的一篇小报道；另一边摘登了各大报纸说没有拆的报道。他们加了一个编者按：在北京城被广泛关注的这些事到底是发生过，还是没有发生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这简直是太优秀了！很公正嘛--每一方的意见都登出来了。

我曾经写过几篇文章，都提到一些现象，我说叫拆迁经济。 比如北京，全社会投资当中，一半以上是靠房地产投资。城市拆迁又被认为推动了房地产发展。如果我拆你的房，你就必须买房子。北京被拆迁的居民对住宅的需求量已经达到当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大约三分之一。对开发商来说，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他们拆了你的房，能拿到地皮，补给你一些钱，你再回来买新房。但是补给你的钱，你又买不起，你就得负债。所以这种拆迁经济的背后，是社会财富的转移。从穷人那儿转到富人那儿去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这样搞下去，社会就会非常危险。我试图来揭示这样的发展方式对国家的危害。我认为，中国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想买东西的人没有钱，有钱人又不想买东西，削弱了国内市场需求，导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

对新闻工作最大的挑战是自我的新闻检查。你在写的时候就自问，这个可以吗，那个可以吗？即使这样写没有问题，你也觉得有问题，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我最糟糕的时候还是在1993、1994 年。老写立交桥长大了，长高了什么的，我觉得我那会儿都没有自己的语言风格了。我就觉得我的脑袋瓜儿已经太僵化了。即使我长了一双好眼睛，我什么也看不见。就失去了作为一个记者最起码的功能，就是能够发现。      

2004年我调到《瞭望》周刊，现在是文化编辑室副主任，我还要写三本书，还有好多写其他书的想法。人类需要理想--而理想可以交易。我写的书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本书；我的这个刊物有理想，读者就会花钱来买这个刊物。

这20年中国新闻界变化很明显。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职业新闻人觉醒的时代。以前的名记者好多都是报告文学作家，他们总是觉得当记者就要成为一个作家。那些报告文学都可以当小说来读。作家一开始就采取立场，说这人坏就坏到极处，好不起来。其实人性是很复杂的。80 年代后期出现了小说加学术体，把一些西方的科学的基本原理，硬梆梆地往里面塞，还是报告文学那些东西。从90 年代开始，一批市场化媒体发展起来，出现了一批职业新闻人。他们是按照新闻规范来做事情，而不是用以前的那种方式。

我也是从那些过程中走出来的。过去写一个报道就跟写一个判决书似的：开头就说这人死罪，然后我论证你，罪证一，罪证二，罪证三。那哪叫写新闻报道呢？现在这些记者是真正在写报道，很注意交待细节、事实和消息来源。他们也在不断形成自己的一些写作规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

不好的转变是把大家搞得太紧张了。媒体的老板就跟资本家一样：我给你这个选题，你下个礼拜一定给我弄出来，弄不出来就扣钱。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很紧张，那真是没有商量的余地，逼得那帮记者上窜下跳的。真的挺要命。这样来制造新闻，来采访新闻，违反了新闻工作的原则，质量必然就不高。高质量作品的产生，中间的很多过程不能压缩。新闻不能像压缩饼干似的，规定时间把它做出来。

现在有很多记者也在说，市场化媒体太在乎钱，太屈从于市场，屈从于资本。把记者搞得很紧张。我恰恰觉得中国媒体从一个单位变成一种可以靠市场化来运作的像一个企业似的机构，是一种进步。缺点在于竞争还不充分。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应该是那种能够按照新闻的规则去做事情，靠高质量的产品来赢得市场的媒体。

新闻是以事实为目的。我觉得新闻工作最终极的目标是事实。要以事实为一个目标，而不是以事实为一个手段。以前有太多的人，是把事实当作一个手段，而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而很少有人把事实当成他追求的目标。我们最后还要以生命为目的，不能以生命为手段。我们以前不是把生命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

我觉得一个记者最大的天赋，是他有好奇心。他特好奇这事儿，觉得这事儿特有意思，一定要搞清楚。所以，一旦知道真相之后，我就巨满足。有一次，所有记者都在追踪一个官员，问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但他选择只跟我一个人谈。在一个宾馆的房间，他把门一关，说，有一百多个中外记者都想见到我，但是我都不见，我唯独跟你谈这个事儿的真相。为什么？因为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你写的东西，我相信你。他就跟我谈了一晚上。谈完之后，我从宾馆出来，走在大街上，我觉得我真是个记者。这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我慢慢觉得，写作是我的一种生存的状态。记得有一个登山家，人家问他，你为啥那么登山？他说因为山在那里。原来我觉得这人不是傻冒吗？现在能够理解这句话了。当记者，也是因为事实在那里。所以当一个记者知道真相，是最开心的事情。

我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再看重发表不发表。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东西是我的札记。当然我这本书也非常好。我不是为了出版而写，所以那里有一些我自己的文字。它能够出版，让我感到非常开心。

在这个时代，需要靠处在自由状态下的媒体，来扮演更积极的一种角色。我觉得我们这个工作最终的价值，就是能够让社会沟通，而不仅仅是传播。一个社会可以沟通之后，它就会成为一种良性的状态。可以沟通，大家才可以有共识，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建设。人跟人之间才会有爱。否则就是仇恨和误解。反观我们中国的历史，几千年下来，真正缺乏的是相互的沟通。没有沟通，就会无中生有地把别人想象成魔鬼，然后他们必然成为魔鬼。我们的工作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献身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