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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反腐制度创新”才能告别“牛栏关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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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反腐制度创新”才能告别“牛栏关猫” 高福生 为期四天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9月18日在北京闭幕。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执政60周年，此次会议因而备受各界关注。全会将反腐问题提升至“重大政治任务”的高度，强调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9月19日《长江商报》）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html/2009-9-19/149767.htm
众所周知，腐败是文明社会的毒瘤，是党和国家健康肌体的腐化剂，也是一个尚未找到预防药的“世界性顽疾”。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把“反腐倡廉”庄严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有清醒的认识，有坚决的态度，有切实的部署，有工作的力度。近年来，在党中央坚决反腐、重拳出击的强大声势下，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刘志华、段义和、黄松有、朱志刚、陈绍基、王华元、许宗衡、郑少东等一大批重量级高官相继落马，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增添了战胜腐败的信心和力量。
29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提及干部中的腐化弊端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改革开放30年来反腐实践也警示我们，一些重量级高官之所以最终“没能经受住考验”，在很大程度上与权力过度集中、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反腐制度缺乏创新有关。对此，江西原副省长胡长清曾大发感叹，“牛栏关猫，进出自如”。意思是制度对他这样级别的领导来说，就像是牛栏关猫，可以随意进出，畅通无阻。
近年来，中央高层一直在朝着“推进反腐制度创新”方面努力。2004年，中共十 中全会首次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纳入反腐战略方针；2007年9月，酝酿多时的中国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这既是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公约》后所应履行的义务，更是中共构建预防腐败体系做出的重大部署；2008年6月，中纪委颁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明确提出“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缜密编织一张让人不能、不敢、不想、也不必腐败的“天网”，将中国“防腐”制度建设推上了一个新高地。
而今年，则普遍被认为是中国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攻坚之年。自5月份以来，中央已连续审议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四个旨在加强反腐的文件。据《瞭望》杂志报道，这还只是今年争取起草、颁布的16部反腐法规的一部分，在《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修订中，被认为将完善责任追究和惩处方式。据称此外另有8部正在研究论证的法规，就包括防治腐败法和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
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反腐败的策略正在悄然发生转移，在多年强调“思想反腐”基础上，尽快研究建立包括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在内的完备法律体系，已经成为新时期遏制腐败蔓延的重点。窃以为，唯有由“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轨，唯有通过“制度创新”，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纠错机制、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严厉的问责机制，把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张“网”织得更密、更细，方能让中国式反腐“渐入佳境”，叫好更叫座。
此次，四中全会公报虽然没有提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却强调“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具有强烈的信号意义。解读其中的“关键词”，我们看到，虽然财产申报制度没有如期走上前台，但这项制度已被赋予一种“试金石”的外涵，是“推进反腐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具体的回应。这不仅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也是权力接受社会监督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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