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 还是回你原来的家

                                叶廷芳

    文学翻译,严格说来，它是所有翻译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为文学作品不是科学思维的产物，而是心灵与缪斯结缘的一种审美游戏。它常常不守规矩，无法无天，擅自越出语法甚至语言的界限，让你对着字典或辞书徒呼奈何！它还经常忘乎所以，在想像的天空飞翔嫌不过瘾，闯入理性的禁区去“内宇宙”遨游。当你如堕五里雾中，它则向你的悟性呼吁，让你又面对着考验。然而，如果过了这一关，它就放过你，那还好说。问题是，它既然上天入地，无所约束，那麽天文地理就无所不包了！这也是足以让人犯愁的，一旦百科词典也慨莫能助，你只得哭丧着脸去求爷爷告奶奶了！至于要求流利的文笔，那是当然之事：你翻译的是作家，而且往往是名作家的作品，拙劣的文笔，岂不亵渎文学了？

你看，这四关一关比一关难考。而作为第一关的外语，就很不容易。不止一次听到有的已经成了名家的同行说：要掌握一门外语，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是不行的！这是经验之谈，笔者深有体会。虽然课堂上冯至先生、田德望先生、严宝瑜先生等都曾手把着手教过，毕业后还是不敢翻译，于是就抱来田先生刚出版的译本《塞而德维拉的人们》，当做范本，对照着学习，感到他的理解准确，译笔漂亮，很受教益。文革后，形势喜人，感到作为学外文出身的人，该搞点翻译了。但仍觉功底不够，决心先物色一位要好的朋友合作，于是约了昔日的大学同窗、今天的资深翻译家张荣昌教授，他是我们班上德语学得最拔尖的同学，而我平时文学方面接触得多一些，我们俩取长补短，互译互校，经过近一年时间，译完了一部长篇小说，即《假尼录》。当时最信得过的出版社就是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认为她既有强大的汉文学编辑队伍，又有雄厚的多语种的外语编辑力量。我们就把译本请求该社给出版了。接着，又应该社当时的外文部主任孙绳武同志之约，单独译了几出迪伦马特的戏剧，合成一册出版。这两部译本都经过责任编辑的认真校对，使我又获得一次学习和提高。一部译本经过了这样认真的出版过程，作为初译者心里也就踏实了，我想，读者也可以放心了。（这家出版社向来有这样的作风：即使象傅雷这样的译者，法文编辑也要对其译作进行严格的校核）

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出版社也日益活跃。有的老牌出版社对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也跃跃欲试；自己没有外文编辑，就依靠外文力量雄厚的单位，出了风靡一时的选集，反映了社会的迫切需要。这一市场信息有力而广泛地刺激了其他没有外文编辑力量的出版社的勃勃雄心，很快出现了出版外国文学作品“遍地开花”的局面。其中有几种情况：有的准备长期适应这一新的出版形势，赶紧组建外国文学永久性专业编辑队伍，如译林出版社等；有的则采取“以强补弱”的战略，即凭着自己雄厚的资金，物色一批翻译名家为其组织、翻译大型系列套书，以弥补缺乏专业编辑之弱点，如河北教育出版社等；第三类也不乏雄心，但其生存维系于效益，就想以“短平快”的战术制胜市场，因而不顾翻译规律，要求几个月之内就必须将其“丛书”、“套书”推出，老练而又自重的译者自然不敢应聘，但这对于那些底气不足却胆气不小的新手、劣手无疑是难逢之机。于是滥译滥出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了！而且愈演愈烈，以致发生了许多错译、乱译的大笑话。    

这样的事例不是个别的，而且不是偶然的，这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市场的活跃而出现的流通领域的假冒伪劣风、学术领域的腐败风的又一股歪风，我们应视之为目前我国出版界的耻辱，予以重视，共同抵制和克服这种滥译滥出的不良风气。为此希望上述第三类出版社能够严格按照自己的专业方向发展，扬长避短；如果一定要出版译文，务必物色成熟的译者或编者。本着对国家、对读者负责的精神，切勿有意无意地误导年轻的翻译新手，怂恿劣手，还出版界以健康的风气。同时希望那些严肃的译者，要想使你的译文以更准确、更纯正的面目与读者见面，最好还是把你的稿子拿给 那些外文编辑力量比较雄厚的出版社诸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译林出版社等去再经历一番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