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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之死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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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中东枭雄萨达姆走上绞刑架，结束了其充满戏剧性和悲剧性的传奇人生。这位当年在中东舞台叱咤风云的政治强人，最终竟落得如此下场，实在让人感叹。单纯从法律角度看，萨达姆之死似乎无懈可击：从对萨达姆最初指控的罪名十几项罪名看，几乎任何一项都足以让萨达姆受死；从司法程序看，审判萨达姆历经1年多时间，完成了从开庭、质证、审判、上诉和维持审判等所有法律程序。就此而言，萨达姆死得不冤。然而，萨达姆毕竟是个政治人物，他不仅代表的是他自己，而且还是作为伊拉克前国家元首存在的。因此，审判乃至对萨达姆执行死刑，绝不仅仅是对萨达姆个人罪行的清算，而是该如何对待一个国家前领导人的政治议题。首先，美国是否有权推翻伊拉克这样一个主权国家，并将该国领导人抓起来审判？其次，此次导致萨达姆受死的主要罪名是1982年的杜贾尔村案。为什么这类事件当初发生时美国装聋做哑，现在却开始？实际上，对美国来说，做了就是做了，只有是什么的问题，没有为什么的问题。
撇开这些逻辑问题的对错不说，就处死萨达姆本身来看，它对一直试图维护伊拉克稳定的美国其实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萨达姆从1979年就开始统治伊拉克，在这长达26年的漫长历史中，萨达姆实际扮演了两重政治角色：一方面，他是犯下许多滔天罪行，千夫所指的独裁者。另一方面，他又是国家稳定和统一的坚定维护者。作为伊拉克的总统，萨达姆将伊拉克这样一个由巴格达、摩苏尔、巴士拉三部分凑起来的“人造国家”铸成完整的现代国家，尤其是其进行的文化整合，使一盘散沙的伊拉克民众开始以“伊拉克人”，而不是以自己所属的教派（如逊尼派、什叶派或库尔德人）的身份出现。这种“伊拉克民族”意识构成了维系伊拉克国家统一的强大精神基础。而萨达姆实际上成了伊拉克民族主义的缔造者和象征物。
尤其在当前伊拉克人开始重新用教派划线，日益陷入教派仇杀乃至国家分裂边缘的危险处境下，民族和解和民族团结已成为伊拉克最稀缺最宝贵的东西。而作为伊拉克历史上稳定统一象征的萨达姆，由此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而萨达姆在庭审中多次高呼“伊拉克人民万岁”，并在遗书中呼吁伊拉克人实现民族和解等做法，均体现了这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统一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实际有多种选择：是将萨达姆视为民主之敌和罪恶累累的独裁者直接处死，还是将其视为伊拉克统一、稳定的象征，采取宽容和特赦，以萨达姆的苟活缓和伊拉克的教派矛盾。
在这方面，南非种族和解进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当1990年南非开始种族和解进程以来，种族间相互残杀事件不断发生，1993年甚至几乎处于内战边缘。但曼德拉等政治家远见卓识，以罕见的勇气和宽容，全面推行种族和解，对白人历史罪恶既往不咎，由此使南非各种族最终“相逢一笑泯恩仇”，实现了真正的稳定和发展。
但美国和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显然没有这样的度量，而是迫不及待地促成萨达姆死刑。审判萨达姆过程就将这种报复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伊拉克法庭仅凭借杜贾尔村一个案子就判处萨达姆死刑，而无暇对其他十几个指控罪名进行取证、开庭。这显然是担心如果这些案子审下来恐怕得拖延数年，而萨达姆马上就70岁了，根据伊拉克法律，这使其很可能逃过死劫。美国和伊拉克当局显然不愿看到这一结果。他们信奉“血债要用血来偿”的现世报哲学，认为只有萨达姆受死，才是清算历史、伸张正义，乃至“大快人心”。这种绝不宽容的报复快感实际早就用在清算萨达姆政治遗产上了：从当初解散伊拉克军队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再到现在绞死萨达姆，他们试图抹掉萨达姆时代的所有痕迹。
但伊拉克3年来的动荡表明，正是由于美国彻底打破了伊拉克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才导致了今天的无政府状态，以致于连美国决策者都承认当初的做法是个天大的错误，而奇怪的他们仍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这个由当年的被压迫者组成，而且有仇必报的政府，只会让已经失势的逊尼派更加恐惧，更加疏离和解进程，伊拉克未来的前途命运因而而变得更加难料。所以，萨达姆被处死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伊拉克这一民族国家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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